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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爱》:在无力改变的世界里,我们如何相爱?内容具体是什么

   更新时间: 2026-11-20 02:11  发布时间: 4小时前   3250
核心提示: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席梦茹界面新闻编辑 | 李欣媛2026年9月,李沧东(Lee Chang-dong)携新片《可能的爱》(Possible Love)亮相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凭借此片获得评审团大奖银狮奖。电影脱胎于2009年韩国发生的一场真实冲突,当时韩国汽车制造商双龙汽车宣布,将在位于首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席梦茹

界面新闻编辑 | 李欣媛

2026年9月,李沧东(Lee Chang-dong)携新片《可能的爱》(Possible Love)亮相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凭借此片获得评审团大奖银狮奖。电影脱胎于2009年韩国发生的一场真实冲突,当时韩国汽车制造商双龙汽车宣布,将在位于首尔以南的平泽工厂裁减三分之一的员工,涉及人数约为2600人。公司辩解称,裁员是金融危机之时维持企业生存的必要措施。然而,李沧东对这场劳资冲突有着不同的理解。

在接受Deadline采访时,李沧东表示,自己当年就意识到,韩国劳动市场可能正经历一场深刻转变,即大型企业的结构性调整开始走向常态化,而劳动者的生活也因此被深刻改变。现实也在呼应着李沧东的判断,双龙汽车被裁工人及其家属随后举行的静坐罢工被警方镇压,此后许多参与罢工的工人相继自杀,相关诉讼与抗议活动持续了整整十年。一贯力求以自身创作回应现实议题的李沧东多年后将这种政治意识带入到电影之中,并赋予其一种与生命经验密不可分的文学性。

在创作阶段,编剧吴政美(Oh Jung-mi)提议,在原本的工人夫妻美玉和浩锡之外,加入另一对夫妻——纪录片导演艺智和尚宇,这一人物安排让影片所意欲探讨的劳工问题更加错综复杂。与前作《燃烧》(Burning)以各种隐喻来对现实进行旁敲侧击不同,《可能的爱》采用了一种与现实主义影像极为相近的切入思路,不仅配乐的存在感降到最低,且叠加了多层形式的影像,如手机视频、纪实影像、闪回、监控摄像头画面等,每一帧涌动的张力都力求逼近世界的真相。

《可能的爱》最初曾与一个重新诠释波兰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的国际电影项目产生联系,李沧东接到邀请时,选择了关注人类内心欲望的第十条诫命“不可贪恋”,并将《可能的爱》的故事雏形作为改编项目的一部分来推进。尽管影片最终脱离这一改编计划,发展成为独立作品,但这条诫命仍然构成理解影片的一条重要线索。在接受德国《日报》采访时,他发问:“在当下的资本主义时代,当一个人的生活甚至自身劳动的价值都可以被轻易剥夺,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人们真的能够不去贪恋他人所拥有的一切吗?”

电影《可能的爱》剧照

01 阶级关系如何入侵人的情感生活

《可能的爱》围绕两对夫妻展开,一对生活优渥,另一对则深陷生活困境。SP重工发生的工人罢工以灾难性的结局告终之后,浩锡就一直深陷愤怒与抑郁之中,还与酗酒问题苦苦抗争,妻子美玉则竭力维持生活的体面和热情。在参加一位自杀身亡的前同事的葬礼时,这对工人夫妻结识了艺智和尚宇。艺智是关注社会议题的纪录片导演,她意识到,这对工人夫妻身上存在着某种在其他人身上找不到的特质,或许能够成为她正在拍摄的劳工纪录片的主角。美玉则被艺智的生活吸引,希望能够借助拍摄为自己和丈夫找到新的出口。他们的关系从各方面来看都不对等,但各自身上存在着令对方着迷的东西。

随着时间的流逝,两方悬殊的阶级差异,悄悄啃噬美玉的内心,尽管艺智口口声声宣称自己“是在努力去爱这些人”,但其所作所为还是不可避免地沦为丈夫尚宇所说的“方法派表演”策略中,使人怀疑其是否有付出真心。逐渐积累起来的矛盾暗流涌动,终于在两对夫妻前往尚宇的海滨豪宅共度周末时沸腾并爆发。

电影《可能的爱》剧照

这座庭院逃离世界上的一切喧嚣,尚宇可以不被任何人注视的在一片只有自己独享的大海中裸泳,这种状态被美玉唤作“自由”。镜头转向别墅,屋内陈列着画作、藏书和各种价值不菲的物品,其中不少藏品自尚宇祖父那一代便已存在。传承的物品中,原属于祖父的哨子被单独呈现——祖父曾在日据时代的朝鲜担任警察,其中隐含的政治暴力色彩如今被挪用到尚宇和家中“仆人”的关系中。哨子轻轻一吹,总是笑着沉默的闵植就会顺从地跑来,他和尚宇在幼年时曾经一起玩闹的伙伴关系如今荡然无存,尖锐的哨鸣成为阶级关系发出的警戒信号。

很多学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方式进行过不同层面的分析,其中一点便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有产者在经济层面不断剥削无产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同时处在异化的风险中,他们很难摆脱社会结构加诸其身的限制。他们的沉默,象征着被权力剥夺了语言和言说自我的权利。而有产者与此相反,他们不仅在财富积累上处于有利的位置,在与别人建立情感关系时也很难去质疑自身的社会地位是如何对此施加影响。他们说正确的话,也做正确的事,言行举止中没有任何破绽,只是从来没有考虑过所有事情背后错综复杂的因素。历史的发展在他们这里是线性向前的,他们只是活着就在与过去的世代产生跨越时空的连接。在法国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撰写的《追忆似水年华》中,一块浸入茶水的玛德琳蛋糕足以唤醒主人公对遥远童年的记忆。而在尚宇的海滨别墅里,那些代代相传的藏书、画作与祖父留下的哨子,成为家族历史得以延续的物质载体。

然而,无产者无暇去回望过往,在他们身后遗留下的是历史的黑洞和断裂地带。法国哲学家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曾在《社会作为判决》中写道:“工人家庭没有家族记忆。”相较于能够凭借财产、档案和家族谱系延续记忆的特权阶层,工人阶级的家族历史往往缺少可供保存和追溯的物质痕迹。尚宇可以轻易讲述祖辈的经历,而美玉和浩锡不会拥有一只象征家族财富和承载家族记忆的“口哨”。他们的生活由劳动、失业和难以摆脱的创伤塑造,从来无法将个人生命嵌入更加长久的历史中。

02 当他人的苦难被看见之后

电影里,SP重工的工人罢工事件占据着核心叙事地位,强调了世界如何高度倚赖利益交换和权力支配。这种强权逻辑也在艺智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重现。手握摄影机赋予艺智选择和呈现他人生活的权力,而当这种权力受到创作欲望的驱使,记录和理解便可能滑向对他人经验的占有。在获得美玉所在工厂的拍摄许可之后,她又认为工人劳作的过程过于简单和重复,缺乏影像价值,于是一部本该聚焦于劳工阶级工作现状的纪录片转而被带有凝视特征的片段填满。

在艺智记录工人阶级生活的过程中,她的拍摄对象从最初聚焦工人阶级群体的生存处境,逐步缩小为从美玉和浩锡身上挖掘出带有戏剧性的故事。一次拍摄中,美玉回忆起年少时与丈夫浩锡在果园初遇的情景,说到动情处潸然泪下,而艺智的第一反应是扭过头对摄影师说:“这就是我想要捕捉的东西。”后来,在海边别墅的采访中,浩锡第一次面对镜头说出长期遭到压抑的创伤经历。随着拍摄的进行,他在镜头前愈发表现得焦躁不安,但是摄影机的运作从来没有主动停止。一天黎明时分,当美玉远远躲着望向精神崩溃的丈夫,艺智反而在他们身后拿着摄像机,要把他们最不堪的一面记录下来。

电影《可能的爱》剧照

美国文化评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观他人之痛苦》中曾反思苦难影像与观看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影像能够使他人的痛苦进入公众视野,但并不意味着观看者因此真正理解了这些苦难。在艺智的记录中,苦难的呈现被抹去了现实的物质性,被单纯压缩为某种供观看者在媚俗中实现“自我感动”的工具。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曾进入工厂劳作,她在日复一日枯燥的劳动过程中感受到工厂工作对人的奴役,不仅让工人的身体极度疲惫,还对精神造成了无法消除的伤害。两相对照,带出了关于摄像机的权力伦理张力的问题,同样也构成李沧东对自身创作的反思。

在开拍前,李沧东曾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讲述下岗工人的痛苦,直到编剧吴政美提议加入纪录片导演这一角色,才找到审视自身创作立场的方式。在他看来,剧情片创作者甚至比纪录片导演更容易消费乃至剥削他人的生命经验。正如他在《卫报》采访时提到的,摄影机所赋予的权力,使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难以形成完全平等的关系,而镜头本身又具有追逐戏剧性场景的倾向。对此,他在Cineplay采访中以浩锡情绪崩溃的场景为例,提出了拍摄者必须面对的伦理选择:创作者究竟应该在何时继续拍摄,又应该在何时移开镜头?李沧东并没有为这个问题提供明确答案,而是将其纳入影片自身的叙事结构,让摄影机所承载的创作欲望与道德困境同时暴露在观众面前。于是,影片所审视的不仅是艺智的观看方式,也包括每一位电影创作者乃至每一个观看他人生活的观众自身。

对观看权力的警惕,也贯穿于李沧东对边缘人物的塑造之中。他并不因为一个人遭受苦难,就将其简化为等待拯救的无辜受害者,而是始终试图保留人物身上无法被轻易理解和归纳的部分。在《绿洲》(Oasis)中,游离于家庭和社会边缘的忠都与患有脑瘫的恭洙发展出一段令人不安的亲密关系,影片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弱势处境就回避其中潜藏的欲望与道德矛盾。而在《密阳》(Secret Sunshine)中,饱受丧子之痛折磨的申爱,也并非始终表现得善良、宽容与得体。李沧东愿意让那些遭受苦难的人表现出不体面和不善良,甚至令人反感的一面,却并不因此去否认他们值得被理解和被爱。这种不以道德上的完美作为同情前提的创作态度,恰恰体现了他作品中的人文关怀。

电影《绿洲》剧照

《可能的爱》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获奖后,李沧东在领奖时提到:“在劳动力消失、人际关系破裂的时代,我拍摄这部电影是为了探讨电影能做什么,以及电影必须做什么。”他数十年如一日持续用自己的自然主义创作追问这个问题,如1997年以一种隐晦的方式批判韩国城市化进程的《绿鱼》(Green Fish),1999年用倒叙的方式直指韩国民主化运动裂痕的《薄荷糖》(Peppermint Candy)。

然而,即使是这般极具政治意识的电影似乎也无力干涉真实的社会进程,记录过程中潜藏的人文关怀在将问题摆到台面上以后,处于时代洪流中的脆弱个体在生活中面临的挑战还在继续。但这并非证实这种带有理解目的的观看在惨烈的现实面前一败涂地。相反,影像中具有的革命性能量依然指出了一条足够给人宽慰的道路。

03 政治性无力与爱的可能

2009年韩国的双龙汽车罢工事件,其影响力并没有随着罢工被暴力镇压而结束。工厂重新开放后,大量参与罢工的工人遭到警方拘留,韩国政府向工会及工人提起巨额损害赔偿诉讼,这场诉讼历时近15年才在2024年以韩国最高法院驳回韩国政府的上诉而结束。警方的暴力镇压不仅让工人之间建立起来的团结关系分崩离析,同时也给所有参与者留下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一些工人不堪重负选择自杀,更多人则深陷抑郁的情绪黑洞中,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电影开篇,美玉一家人穿戴整齐前往一位已故工友的葬礼。席间另一位工人家属说到:“他的妻子当时正在给孩子换尿布,他站在门口说:‘我走了。’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

曾经让人们团结起来的集体抗争,在失败之后逐渐转化为每个个体乃至每个家庭必须独自承受的漫长痛苦。对于这些劳动者而言,政治性无力并非一种抽象的悲观情绪,即使他们能够辨认自身苦难的来源,也难以找到改变现实的有效途径。文化评论家詹卢卡·迪迪诺(Gianluca Didino)曾在《抑郁现实主义》(Depressive Realism)一文中反思,当悲观被视为一种更加客观、清醒的现实判断,可能产生危险的政治后果:人们逐渐相信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别无替代方案,进而丧失对其他社会可能性的想象。这种倾向与马克·费舍(Mark Fisher)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形成呼应,即现存秩序不仅被视为现实,而且被视为难以改变的唯一选择。对于曾经试图通过团结改变自身命运的工人而言,抗争的失败逐渐侵蚀掉他们对集体行动有效性的信心。浩锡长期无法摆脱的愤怒、沉默与酗酒,正是这种结构性无力感在个体生命中的具体体现。

纪录片《月圆之前:双龙汽车77天封厂罢工纪实》

这种困境并未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结束。随着技术和资本的深度媾和,人们所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又叠加了更多的风险因素。朴赞郁执导的《无可奈何》(No Other Choice)聚焦一名因人工智能发展而失业的韩国中产,他为了在求职中被录取,想出了一个极端的解决办法:杀死自己的竞争对手。故事主角万秀身处造纸业这类传统制造业,而在全球化与技术变革的浪潮中,这一行业首当其冲。在每一轮不知疲倦的技术革新面前,劳动者曾凭借相当专业知识与经验建立起来的劳动保障,正遭受前所未有的贬值风险。当结构性困境不断被解释为个人竞争力的不足,社会问题便容易被转化为个人必须独自承担的责任,导致现实苦难产生的制度性因素并未因此受到足够的质疑。政治性无力感由此逐渐渗入日常生活,使人们不仅失去改变现实的信心,更可能丧失与他人共同面对困境的能力。

电影《无可奈何》剧照

然而,《可能的爱》没有让这种无力感成为故事的最终答案,它给出了一个明媚到不真实的答案。在意识到双方关系存在的不对等,以及感受到被遮掩的欺骗之后,美玉不再执着不属于自己的虚幻生活,而是和丈夫、儿子回到简陋却温暖的居所。她和浩锡一起坐在崭新的大理石长椅上,在皎洁月光的照拂下共享了一个宁静而美好的时刻。浩锡对坐在身边的美玉说:“没有你陪我喝烧酒,感觉很苦涩。”这个饱受摧残的男人终于在长久的沉默之后,对身边的人表示出爱意和接近的渴望。面临生活接踵而至的打击,爱情不仅能够存活下来,还展现出一种让人信服的力量。身处一个不时会让人灰心丧气的时代,一个人的尊严不断在与各种外部力量的碰撞中遭到破坏,建立起来的联系反而成为他们得以继续生活的支撑。

虽然这种无法被轻易命名的爱无法替代现实的政治行动,却能够在行动受挫、现实暂时无法改变的处境中,不让人际之间相互关怀的能力被冷漠吞噬掉。身处欧洲黑暗时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曾经历了极权力量的崛起,以及与之伴随的德国普通人的政治冷感,他们眼睁睁看着家庭的消失,而这一结构曾有希望让个体变得更加强大。阿多诺(Theodor Adorno)哀叹:“家庭的终结使得抵抗力量陷入瘫痪。”这句话也在影片中工人罢工期间众多家庭并肩作战的场景中得到证明。爱在这里成为一种更加普世的命题,它潜藏着否定性的能量,尽管还无力去应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困顿。

当然此种安排也必然有保守之嫌,它让私人情感被迫承担起本应由社会集体共同承担的责任。这种从公共问题向私人困境的转化,也可以放在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变化中加以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曾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dent)所提“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基础上对这一概念作了进一步补充,他认为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国家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被模糊乃至相互重叠,出现了“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趋势,批判性公共领域由此衰落。人们很难在独立于国家和私人领域的公共地带讨论并参与公共事务,只能退缩到“厨房”之中。当私人情感成为抵御现实创伤的重要支撑,也被赋予了超出自身能力的责任,而房间里的大象也无人谈起了。

不过,我们也不必对李沧东报以苛责,他并没有将爱抬升为能够消除一切苦难的力量,只是给予它可能性。尽管罢工留下的创伤依旧存在,阶级之间的鸿沟并没有就此消失,但李沧东仍然相信,在绝望丛生的时代,人际之间的爱与关怀无疑具有积极意义,能够避免人们陷入彻底孤立的境地。毕竟,无人是一座孤岛,而那轮明月永远在平等地照着所有人。正如迪迪诺所提醒的,认清现实的残酷并不意味着必须接受现实永远无法改变。真正值得警惕的,或许是当人们将悲观误认为清醒时,逐渐失去想象其他可能性的能力。

电影《可能的爱》剧照

参考资料:

[1] https://rollingstonebritish.com/lee-chang-dong-on-his-eight-year-hiatus-confident-return-with-venice-competition-title-possible-love/?utm_source=chatgpt.com

[2] https://taz.de/Regisseur-Lee-Chang-dong-im-Gespraech/!6220317/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6/11/02/possible-love-movie-review

[3] https://www.filmcomment.com/article/interview-lee-chang-dong-on-possible-love/?utm_source=chatgpt.com

[4] 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26/oct/23/lee-chang-dong-possible-love-director-interview?utm_source=chatgpt.com

[5] https://www.cineplay.co.kr/en-us/articles/30748?utm_source=chatgpt.com

[6] https://www.inspirethemind.org/post/depressive-realism

[7] [法]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Ⅰ:斯万家那边》,陈太乙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

[8] [法]迪迪埃·埃里蓬:《社会作为判决:阶级、身份、轨迹》,陆一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6年。

[9] [美]蘇珊・桑塔格:《旁觀他人之痛苦》,陳耀成譯,臺北:麥田出版,2004年。

[10] [法]西蒙哪·薇依:《工厂日记》,王天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11] [英]马克·费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私人情绪与时代症候》,王立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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