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又有知名基金经理卸任副总一职。
9月19日，景顺长城基金发布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知名权益基金经理刘彦春因工作调整，卸任公司副总经理一职，未来将专注于投资管理工作，继续担任基金经理。这位曾管理规模突破千亿的消费投资代表人物，选择将重心重新回到投资一线。
刘彦春拥有23年证券基金从业经验，公募基金经理任职超过17年，2015年加入景顺长城基金，2021年升任副总经理，同年管理规模一度突破千亿元。然而此后市场风格切换，其重仓的白酒、医药等核心资产经历深度调整，管理规模大幅缩水。Wind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刘彦春在管基金共6只，总规模240.49亿元，其中单独管理规模已降至124.50亿元。
在卸任高管职务之前，刘彦春已在逐步调整产品管理架构。今年5月，其管理的景顺长城鼎益、景顺长城内需增长、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三只产品率先增聘基金经理，分别由柯海东、徐亦达与刘彦春共同管理。6月，景顺长城集英成长两年定开也增聘了基金经理孟棋。
经过一系列调整，刘彦春在管的6只基金中有4只基金共管，仅余景顺长城新兴成长和景顺长城绩优成长2只基金独立管理。从半年报持仓来看，增聘共管后的产品已开始涉足科技方向，“易中天”、光纤光缆、半导体设备等热门标的进入持有范围，显示新老搭档在投资策略上的互补效应正在显现。
刘彦春的转身并非孤例。随着公募行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副总级别的基金经理卸任高管、回归投研岗位，正在成为一股明显的行业趋势。
其中，易方达基金的调整尤为引人注目。2020年至2021年间，易方达先后提拔张坤、张清华、胡剑、冯波、陈皓、萧楠六位基金经理为公司副总，六人 合计管理规模一度占公司非货规模接近一半。而自2025年3月起，萧楠、陈皓、张坤、张清华相继卸任副总职务，专注于投资管理；今年7月，胡剑也完成角色调整，卸任副总后继续管理7只基金、合计规模586.23亿元。
而类似的调整也密集发生在其他基金公司。今年1月，长盛基金副总经理郭堃因工作调整卸任，继续担任公司首席投研专家并管理7只产品；2月，广发基金副总经理、联席投资总监傅友兴因工作原因将卸任公司副总职务；7月，鹏扬基金副总经理兼股票首席投资官朱国庆卸任副总，转任首席基金经理专注投研；近期路博迈基金副总经理魏晓雪也卸任了副总一职专注投研工作，调整后担任联席投资总监兼公募股票投资一部、研究部总经理。
更早之前，南方基金史博、嘉实基金郭杰、万家基金黄海、乔亮、信达澳亚基金冯明远等人也均陆续卸任高管职务，将精力更聚焦于投研业务。
将公司优秀的基金经理提拔为高管，是前几年公募基金行业惯用的激励措施。“本质是在限薪和人才争夺背景下用‘职位’替代‘薪酬’留人，头部公司是给管理规模暴涨的明星经理一个与其权责匹配的身份，中小公司则是拿高管头衔对冲平台吸引力不足、防止被挖角。”华南某公募人士如是说。
界面新闻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一轮“卸任潮”的涌现，既有基金经理的个人选择，也有基金公司为了响应公募行业高质量发展而在内部提出的要求。
“主要原因在于，身兼公司高管的核心基金经理，除投研工作外，还需承担投研体系建设、团队管理、对外沟通等大量行政事务，客观上会分散一线投资精力。”某头部公募人士对界面新闻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政策环境也在推动这一分化。2025年5月证监会发布的《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要求，基金公司股东和董事会对公司高管的考核中，基金投资收益指标权重不低于50%；对基金经理的考核中，产品业绩指标权重不低于80%。这意味着高管若继续兼任基金经理，将直接承受业绩考核压力，卸任一种职务对部分高管而言是一种理性选择。
不过，高管基金经理的“减负”路径并非单一方向。与卸任高管、专注投研相反，也有一部分高管基金经理选择卸任产品管理职务，将精力集中于公司管理岗位。
易方达基金副总经理冯波也在2025年9月卸任了最后两只在管产品，目前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级高级管理人员及权益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退居幕后专注管理。南方基金茅炜同样选择了管理职能，他在2024年8月一次性卸任5只产品的基金经理，此后专注权益投资管理和团队人才建设。
这种“卸任产品、专注管理”的选择，与“卸任高管、专注投研”形成了方向相反但逻辑相通的两条路径——说到底，都是基金经理在投资和管理两个角色之间，结合自身特长和所处阶段做出的取舍。
业内人士指出，公募行业已逐渐告别单纯拼规模的阶段，更加注重投资能力和长期业绩，基金经理的职责分工也随之变得更明确。对于持有人而言，更值得关注的或许不是头衔的增减，而是这些调整之后，基金经理能否将更充裕的时间和精力，转化为可持续的投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