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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我最亲爱的妈妈，大家熟悉的敬大姐，今天走了。”今日，在敬一丹的微信公众号上，其女王尔晴公布了这一消息。在讣告中，王尔晴称母亲于今年6月在哈尔滨突发急性脑出血，后转回北京治疗，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得到了诸多医护救治。“我珍惜她的真诚、善良、清醒、坚持，在字里行间、声音影像中。我记得她的洒脱、热情、可爱、独一无二，在我心里。”
敬一丹的一生，自始至终围绕话筒而展开。少年时代，她曾因一次没有被选中的试读而记住了话筒；知青岁月里，她在不足五平方米的广播站采访、写稿、播音；此后，她从北京广播学院走向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又在33岁时进入中央电视台，先后主持《经济半小时》《一丹话题》《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节目。观其一生，她曾一步步把最初备受质疑的“温”，磨炼成一种柔中带刚的力量，并以此凝视着那些缓慢、绵长、难以回避的“隐痛”。
在中国电视新闻最具公共影响力的年代，敬一丹既是参与者，也是反思者。她追问权力与责任，也反复审视媒体自身；她警惕“必须”“应该”背后的居高临下，坚持以审慎和恭敬面对观众。敬一丹的离去，或许代表着一个电视古典主义黄金时代的谢幕，也同时留下了一份关于媒体人应当如何自处的答卷。
“我太喜欢这话筒前的感觉了”
1955年4月27日，敬一丹出生在哈尔滨。十岁那年，老师挑选几名女生试读课文，那是她人生里第一次见到话筒。没有被选上的敬一丹从此始终惦记着那支话筒。后来每到课间，跟着口令做操时，她脑子里想的，也还是话筒前的那个位置。
在此后的岁月里，这份惦念逐渐化成了她年少时挥之不去的心愿。她曾说：“一个比较具体的理想，就特别想当我们学校小广播站的广播员。”1968 年，升入哈尔滨市第四十四中学的敬一丹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因为朗诵表现突出，她被推荐进了广播站，做起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广播工作。
1972年，时年17岁的敬一丹中学毕业，正式前往林区下乡。当时，她所在的新胜经营所也建起了一间小小的林场广播站，房间仅有约5平方米大，统共只有一只话筒、一台150瓦扩音机。每天清晨，她先等小电站发电，预热好扩音机，再把唱片的声音送到家家户户的小喇叭里；晚上除了转播中央台、省台的节目，采访、写稿、编排音乐都得自己上手，还会应工友的要求播放二人转。
广播站的条件算不上好，日常工作也很繁杂，从广播员、记者、编辑到技术员、站长，好几样差事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可时隔多年再提起，她记得最清楚的反倒是其中的趣味。“我太喜欢这话筒前的感觉了。春天把林间的达紫香放在话筒前，冬天把刚采的松子放在话筒前，好享受啊！” 后来，她把这里称作 “知青生活中最让我怀恋的地方”。对十八九岁的她来说，广播站的存在令她可以去工段采访，记述下身边人的生活，也可以知晓自己的声音正在被别人听见。“其实，就是从心里喜欢。爱好，变成职业，那热情是不竭的。”
1976年，随着国家高等教育招生政策的过渡期到来，敬一丹作为“末代工农兵学员”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转折点，并被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录取。告别小兴安岭的茫茫林海后，步入高等学府的敬一丹接受了系统的播音发声训练与新闻专业教育，并在毕业后被分配至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成为一名职业新闻播音员。从乡野工棚里的扩音器到省级电台的专业直播筒，她由此完成了专业身份的跨越。
安稳的播音工作并没有让她停下脚步。步入20世纪80年代初，电视媒体在国内逐渐兴起，“节目主持人”这一角色也开始走入大众视野。敬一丹意识到，这种集采访、编辑与播出于一体的工作方式，或许便是她一直在寻找的新方向。于是，在日复一日按部就班的新闻播报工作里，一种对更深层表达的渴望开始萌生。1983年，历经数次考研后的她重返母校攻读硕士学位，师从中国播音界的前辈齐越教授。“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我感慨万千，30 岁，我的人生又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华艺出版社 1998-07
读研期间，她把硕士论文的题目定为《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特点》。当时，操作这一选题存在诸多难处，她后来回忆：“这个研究方向强烈地吸引着我，但我也听到一些劝告：这个题目太新了，有风险，可借鉴的东西太少。” 不过，回过头看，正是这篇后来被学界视为国内首篇系统研究节目主持人的学位论文，为她之后近三十年的电视生涯打下了理论基础。
“读研三年，看上去好像与话筒拉开了距离，其实，是更深地理解了话筒，是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走近了话筒。没有这三年，就没有后来的近三十年。当我从一个研究者成为一个实践者，从广播播音员成为电视主持人，我的话筒前，有了更大的空间。”
在锋芒与悲悯间
1988年，33岁的敬一丹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为了争取更多表达空间，她主动申请到刚成立不久的经济部工作。进台后的第一期节目，她就关注到海关积压无人认领物资的选题，并执笔写下了节目的结尾评论，最后由赵忠祥在镜头前播报。这次幕后撰稿与幕前播报的配合，成了她职业生涯的一道重要分水岭。
“当时还没有舆论监督这个词，就叫批评性报道。那组报道，是以我写的一篇言论做结的，请了赵忠祥来播。那是我第一次作为一个记者、编辑和评论撰稿者，看一个播音员播我的作品。”
那些年，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电视新闻的表达形式也在持续变化。1989年，《经济半小时》开播，敬一丹是节目最早的一批主持人。当时，这档节目试着用两位主持人交谈的方式串联新闻内容，这种在如今看来已习以为常的主持方式，在当时成为了一场颇具先锋气质的电视节目探索。1991年，她又参与了央视首届“3・15” 晚会，在直播现场负责接听接连不断的观众热线。这段经历让她对市场秩序、消费者权益这类社会议题有了更切身的感知，也为她后来进一步涉足公共监督类报道埋下了伏笔。
1993年，一档名为《一丹话题》的节目在央视开播，这是国内较早以主持人个人姓名冠名的电视新闻栏目。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这一命名本身便承载着浓厚的时代意味。起初，敬一丹的母亲对此颇有些忧心，生怕个人色彩过于张扬会招致非议。但在敬一丹看来，主流媒体允许主持人以个体身份组织公共话题、呈现独立观察，正是20世纪90年代初电视舆论环境日趋开放、社会观念走向多元的印证。依托这档节目，她跳出了传统播音员的职能边界，慢慢成长为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公共议题主持者。
随着对公共议题的驾驭愈发娴熟，敬一丹也引起了新闻评论领域同行的注意。1994年，《焦点访谈》紧锣密鼓筹备时，制片人孙玉胜向她发出了邀请。次年1月，她首次以主持人身份出现在《焦点访谈》的演播室。只是这份新工作一开始走得并不顺。刚进组的时候，便有人直说她的表达风格偏 “温”，少了点锐气。节目播出去后，有人问：“这是批评报道还是正面报道？” 敬一丹回忆：“在《焦点访谈》锋芒毕露的那个阶段，‘温’ 算不上好话。”她还记得，制片人看了几期节目也摇过头：“太没有锐气了，没有锋芒，缺少刚性。”
面对这样的评价，敬一丹也有过自我怀疑。“我真得重新衡量自己了，节目要求和我的能力、性格之间确实有冲突……在选题上，我比较倾向于中性话题，现象分析，不太胜任短兵相接的监督报道。好人犯错，我下不去手；真正的坏人，我也许斗不过他……在这个栏目里，我原本的弱点突出了。”不过，随着栏目推行总主持人制度，敬一丹不用冲在针锋相对的采访一线，她从此能够把精力放在自己更擅长的事上。慢慢的，她形成了自己 “柔中带刚”的表达风格。她觉得，锋芒毕露的人带来的是刺痛，而她带来的是隐痛。尽管这种表达不疾言厉色，却有着一种绵长的力量，能穿过一时的情绪，把问题的根由留在观众心里。
1995年，找准了风格与节奏的敬一丹正式调入央视新闻评论部，并于1996年6月起，同时担任《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的总主持人。进入新世纪后，她的主持工作慢慢向人文方向拓展。除了继续做《焦点访谈》《新闻调查》这类新闻监督节目，她还长期参与《感动中国》《时代楷模》等大型人物节目的主持工作。
这两类完全不同的节目，共同拼成了她完整的个人主持风格。做监督节目时，她追问问题，试图厘清责任边界，并对不合理的现象持续发问；做人物节目时，她又将目光放在了人的善意、付出和普通人的尊严上。节目背后的她也保持着辩证的思考能力，既能冷静地审视公共议题与制度问题，也始终抱着对具体个体、对普通人日常处境的共情。
观众离场之后
2014年，《焦点访谈》走过了整整二十年。接受采访时，敬一丹聊起这档节目的变化：“它是渐变的，不是到哪年就变了。” 在她的记忆里，1997、1998年前后的节目还 “是有锋芒的”，后来慢慢进入了一种“你懂的”状态。但她也说，这种变化要放在更大的媒体环境里去理解。
早年的电视有着不小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聚拢了绝大多数人的注意力。到了敬一丹准备告别荧屏的几年里，这种共同观看方式显然已在松动。CSM的收视数据表明，伴随新媒介平台和收看设备普及，2010年至2014年间电视人均收视时长总体下降，2014年降至161分钟；同年6月，中国网民已达到6.32亿，其中手机网民5.27亿，这也意味着手机第一次超过传统PC，成为最主要的上网终端。尽管电视观众的数量依然不少，但电视已经不再理所当然地占据家庭注意力的中心。
在面对年轻人时，敬一丹更直观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2010年前后，敬一丹曾在中国政法大学问学生：谁没看过《焦点访谈》？没人举手；谁现在还看？几乎没人举手；谁使用微博？全场的手都举了起来。她在不同高校重复这些问题，得到的答案大体相同。她一度问自己：“昨天，我经历了电视被举家守候的时代；今天，面对着难以预料的媒体变局；明天，将会怎样？”
然而，面对这样的变局，敬一丹却并不愿意简单把原因归结为年轻人变了。2014年，在重庆新闻学院演讲时，敬一丹曾言，“电视等传统媒体被期待、守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她更愿意把反思转向电视自身。在她看来，长期处在强势媒介的位置，让电视从业者养成了居高临下的习惯；而对观众来说，微博、微信和自媒体并不是洪水猛兽，它们只是给人们提供了更多样的表达渠道。在她看来，在媒介剧变浪潮发生后，电视人首先需要学习如何“改变在强势媒体中形成的优越感，审慎、恭敬地面对话筒前的空间。”
与此同时，她也越来越警惕电视语言里的“要”“必须”“应该”。这些祈使句在她看来不只涉及遣词，而关系到媒体如何理解自己与观众的关系。有时录制已经开始，她仍会让所有工种停下来改词：“你凭什么说‘必须’，你为什么要说‘应该’？”她后来把这些词列为自己的“忌语”，认为口号式表达容易让人放弃思考。传播渠道越多，观众越可以随时离场，过去那种命令式的语言便越显得失效。
而在另一端，敬一丹也没有因此否定传统媒体。她判断，尽管微博和自媒体承担了一部分过去属于传统媒体的监督功能，但专业媒体在调查、核实等方面仍更有完整性和公信力。2015年退休后，她开始试用微信公众号，并承认自己对许多新东西“还在体验中，得向年轻人学习”。同年在上海交通大学谈起网络维权，她认为自媒体扩大了舆论监督的力量，也迫使传统媒体发生改变。
长江新世纪·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05
此后，敬一丹没再回到过固定栏目的值班表里，却一直没有远离公共表达。她写书、讲课、参与公益和阅读活动，2018年出现在《光荣的追寻》等节目中，2023年主持《环球人物》年度盛典，2024年又来到“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与读者交流。尽管不再值班了，但她依然以写作者、讲述者和传媒前辈的职业身份继续工作着。
她年轻时曾在小兴安岭的一间广播室里与话筒相伴。退休后，她把微信公众号也看作另一种形式的话筒。 如今，媒介依旧在变革，而她则用自己的一生琢磨着同一件事：话筒另一端的人在哪里，又该怎样同他们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