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上海站 冯赛琪
10月16日，2025可持续全球领导者大会在上海举办。16日上午的开幕式上，《践行可持续发展之路——2025上海ESG发展报告》（简称《报告》）正式发布。这份报告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牵头联合多家金融机构、企业及服务机构等共同完成。
近期，新浪财经深度对谈了报告工作组负责人、交大高金金融学讲席教授、可持续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严弘，深入了解过去一年上海ESG发展的新变化。对话还聚焦当前ESG在国内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难点与堵点，并探讨专业性和建设性的改进方向。
严弘表示，今年的《报告》在结构上进行了优化，增加了大量具体案例，使企业的实践路径和成果更加直观可见，从而更好地体现其实践性与可推广性。
他指出，过去一两年间，上海ESG发展的显著特征在于多层级的协同治理不断深化。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聚集了众多涉外企业，既包括在沪设立分支机构的跨国公司，也有从上海“走出去”的本土企业。随着国际化对接的推进，涉外企业行动方案正在推动本地实践与国际标准的接轨。
多层级协同治理，是当前上海ESG发展主要特征
新浪财经：今年发布的上海ESG发展报告有何特点？
严弘：2024年我们发布了第一期《上海ESG发展报告》，当时主要通过统计数据展示各行业和各类主体的ESG行为。到了今年，在延续行业和主体数据进展的基础上，我们着重增加了具体案例，让企业的实践和效果能够得到更直观的体现，从而更好地展示其实践性和可推广性。
另外《报告》用了两章的篇幅探讨上海地区ESG的国际化进展。作为国际化中心城市，上海通过国际交流和涉外企业的ESG实践，让中国的ESG经验更好地与国际标准和主流实践接轨，发挥桥梁作用。这也有助于把中国一些优秀做法推广到国际，并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今年我们还同时发布了英文版报告，希望将上海的经验传递给国际社会。
新浪财经：如何评价上海在过去一年ESG发展上的变化和进步？
严弘：整体来看，上海一直走在全国ESG发展的前列，出台了很多具体举措。特别是在最近一两年，上海ESG发展的主要特征体现在多层级的协同治理上。
从政府政策层面看，上海的政策覆盖了标准建设、能力提升、法治统领和场景转化等各个环节，形成了顶层引导、区域协同、本地实践相结合的体系。
ESG的发展还是以企业为主要载体。过去一年多，我们看到企业和园区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示范效应， 这在我们的《报告》中也有体现。像临港集团、申能集团、宝武集团等大型企业，都在推动ESG技术和管理体系的深度融合，探索从“无废工厂”到“绿色园区”再到“零碳城市”的模式。
在金融赋能方面，上海的金融支持体系也在逐步完善。从银行、券商到保险、基金等机构，都在通过转型金融目录、绿色金融平台和ESG数据中心建设等方式，构建相对完整的金融支持网络。
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很重要。很多第三方机构，如咨询公司、数据服务机构，也在搭建ESG数据中心和智能披露平台，帮助上市公司提高ESG信息披露的效率和可比性。
最后，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有大量涉外企业，既有在沪设立分支机构的跨国公司，也有从上海“走出去”的本土企业。去年上海发布了《加快提升本市涉外企业ESG能力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就是为了推动本土实践与国际标准更好衔接，帮助企业“走出去”。
新浪财经：上海ESG发展目前和国际资本市场来说，还有哪些不足和差距？
严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信息披露标准和质量的差距。虽然我们已经建立了信息披露框架和相关要求，但在数据的可比性和可信性上，仍处于相对初级的发展阶段，与国际先进经验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此外，我们的评级体系与国际主流模型的兼容性仍有不足。虽然一些本土评级方法与国际主流方法存在重合，但还不能实现完全互认。举例来说，MSCI等国际机构的一些方法论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下并不完全适用。再加上前面提到的数据缺失问题，如果按照国际框架进行评级，缺失指标可能会影响最终结果。
在第三方服务和信息供给方面，虽然目前已有数百家相关企业和机构提供服务，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但媒体和咨询机构的专业化程度还需进一步提升，尤其需要建立系统性的指标追踪和长期研究机制，这样才能把整个生态建设得更完整。
另外，还需要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目前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参与度，我们更多处于学习和融合阶段。
国内ESG仍处制度建设期，有待从外部推动转向企业战略需求驱动
新浪财经：在信息披露方面，目前国内已有哪些ESG相关标准？结合行业特点，您认为应如何落实执行？
严弘：2024年11月，财政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建立涵盖战略披露、风险管理和关键指标的综合信息披露体系，推动我国ESG标准体系与国际主流框架对接，为企业在可持续信息披露方面提供了明确的操作指引。
2025年3月，证监会修订发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明确上市公司须按照交易所规定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自2025年7月11日起施行，提升ESG信息披露在法律层面的约束力与可执行性。
上述制度都是从跨行业、高层次角度为企业信息披露提供了总体准则，但在具体落实中，由于指引留有一定空间。因此，各行业组织在标准的制定时，要承担起细化职责，为具体行业的企业提供更具操作性的执行指引。
新浪财经：当前国内发展ESG，难点和堵点在哪里？
严弘：难点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理念的树立和对ESG建设的认知，尤其是在中小企业中。国企的信息披露整体上要比非国企、民营企业规范，这得益于国资委对他们的要求，更多是外部推动的结果。然而，在经过一个强制执行和转型的过程后，不少企业已经将ESG建设纳入其决策和治理结构之中。
二是推动ESG发展有成本。企业在ESG方面的投入需要在短期发生，但产出和效果往往是长期的。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短期投入与长期收益如何平衡。尤其是在经济发展不太顺畅的时候，很多企业首先考虑的是生存问题，ESG投入的优先级自然会受到影响。
我们希望随着经济复苏，企业有更多资源投入ESG，也能让更多人理解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外部监管要求，而是企业长期战略的一部分。从企业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将ESG理念和可持续理念融入企业战略规划和公司治理体系中，及早转向可持续发展，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新浪财经：您刚刚提到一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披露ESG的时候面临困难。除了增强公司治理，政策、市场可以给他们什么支持？
严弘：很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不清楚自己拥有哪些数据、如何归类并使用这些数据。所以，这里需要有具体的指引：告诉企业他们需要披露哪些数据，以及可以找哪些机构来协助完成。
对于上市民营企业或者在股交中心挂牌的中小企业来说，交易所在政策规则具体实施时，要给这些公司提出一些标准或指引，帮助企业理解应该做什么。当然，目前这些规则更多是指引性的，而非强制性的。
《报告》中也提到，一些第三方服务机构和咨询公司已经推出了数字化平台，让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收集、披露信息和数据。
新浪财经：很多国外投资机构对企业ESG设有硬性指标。中国的投资机构在ESG考量上，是否也有类似硬性要求？目前实施情况如何？
严弘：的确，很多海外投资机构会设定企业ESG标准门槛，如果企业明显不符合要求，是不会被纳入投资范围的。例如，有些ESG基金或可持续发展基金的投资范围（mandate）通常明确排除化工原料、烟草、军工和武器等相关企业。但对于大多数企业，海外投资机构更多是采用综合评分和权重机制，通过量化指标来评估是否值得投资。
在国内，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也开始将ESG纳入考量，但目前尚未形成硬性门槛。大部分国内银行、基金和保险机构将ESG指标主要作为参考，用于风险评估和企业长期价值分析。当然，对于绿色金融或ESG基金而言，为了投资ESG表现较好的企业，也会在筛选机制和投资标准上设定一定门槛，确保募集资金用于符合环境效益的项目，但覆盖范围有限。
总体来看，国内投资机构的ESG门槛相对宽松。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由于企业信息披露完整性和数据可比性参差不齐，加上评级体系存在差异，实际投资决策仍面临一定挑战。
新浪财经：“漂绿”“形式化”问题依然存在，针对“漂绿”，有没有更精准的防范、筛查措施？
严弘：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更精准的ESG筛查措施，国内整体上仍处于制度建设阶段。首先，需要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相关的审计工作，判断企业披露的信息是否真实可靠。审计、第三方验证和监管审查实际上需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相应的信用体系和处罚机制。
与此同时，通过数字化平台建设，我们可以收集和检测ESG数据，利用智能化手段提升数据可核查性，从而更好地追踪关键指标及其数据来源。
标准化建设也非常重要。针对核心指标建立明确标准，可以有效降低“漂绿”的空间。如果整个标准体系松散，则企业存在操作空间较大；而体系越严密，漂绿空间就越小，同时又能允许行业差异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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