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经济制裁？
所谓“制裁”是指政府或多边组织为限制外国、实体或个人的活动而实施的一系列强制性政策。经济制裁的范围和形式多种多样，从旅行限制到出口管制，再到贸易或交易禁令；从针对个人的措施到针对整个国家的措施；从单一国家实施的政策到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商定的制度。
在经济“武器化”的当今世界，经济制裁往往通过限制贸易或/和金融交易的方式来实施。鉴于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独特影响力，以及其实施制裁的次数远超其他任何国家，其单方面实施的制裁及其路径值得研究。
就其范围而言，美国制裁通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全面制裁，比如禁止与古巴、伊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所有或大部分经济活动；另一类是名单制裁，亦即禁止与联邦制裁名单上的实体或个人进行交易或冻结其资产，这种制裁有时也被称为“定向制裁”或“巧制裁”。
一般而言，上述禁令适用于与美国“关联”的交易，即涉及美国人、美国产品或在美国领土上进行的交易。此外还有针对第三方的次级制裁。所谓第三方既不是美国公民，也不是主要制裁的目标，但与后者保持经济往来，由此而受到惩罚。比如，从俄罗斯购买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和机构，可能因此受到美国的制裁。在其金融霸权下，美国制裁制度的实际作用范围远远超出涉及美国的商业和金融活动。
美国实施制裁的依据是什么？
美国发动的制裁与其说是某项单一措施，不如说更像是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由一系列针对不同个人、组织及行为的、彼此关联的限制性措施组成。不同的措施所依据的法律也不同：
其一，《与敌人贸易法案》（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 TWEA）。这是美国首部“经济战”法，于1917年一战期间通过。法案授权总统对被视为美国敌人的国家或个人实施制裁，最初仅适用于战争时期，但国会在1930年代扩大了其权限，允许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发动制裁。二战期间以及冷战初期，美国政府曾多次援引该法案对多国进行贸易制裁。
进入1970年代，随着水门事件爆发、美国陷入越南战争，以及一系列滥用行政权力的丑闻的曝光，国会开始着手限制总统在紧急状态下的权力。现在，《与敌人贸易法案》仅作为美国对古巴实施特定制裁的法律授权依据。
其二，《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 IEEPA)。1977 年，美国国会根据《国家紧急状态法》制定该法案，授权总统在紧急状态下，无需国会批准即可对“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造成不寻常和特别威胁”的国家、团体或个人实施制裁。虽然其初衷是给紧急状态下的总统权力设限，但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的一份报告，IEEPA的实际启用范围却大大扩张了——无论是在规模上、涵盖领域上，还是使用频率上。如今，它是美国发动制裁最常用的法律依据。
对IEEPA的授权范围，以及据此实施的某些制裁是否合法，存在争议。比如，认定古巴和委内瑞拉这样国家（美国依据 IEEPA 对它们实施制裁）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异常和特别的威胁”，是否合适？因此，有人质疑这些制裁命令的法律基础是否充分。
其三，其他国会授权。虽然美国的单方面制裁往往由总统依据IEEPA直接发动，但也有些制裁措施是由国会通过的立法明确授权或规定的。例如，2019 年的《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案》授权对与叙利亚政府有交易的各方实施二级制裁；2016 年的《朝鲜制裁和政策加强法案》要求对与朝鲜进行某些矿物和金属贸易的个人或实体实施二级制裁；1992 年的《古巴民主法案》和 1996 年的《古巴自由与民主团结法案》（也称为《托里切利法案》和《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将对古巴的既有制裁编纂成法，并增加了新的制裁；《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授权对涉嫌参与各种腐败或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实施制裁，不受地域限制。
上述法律往往与IEEPA搭配使用，即要求或授权总统依据IEEPA采取行动。但也有一些法案藉由不同的机制实施制裁，例如《津巴布韦民主与经济复苏法案》（ZDERA）通过确立美国在多边机构场合下的政策立场，亦即反对为津巴布韦提供融资或债务减免，从而形成一种制裁机制。
美国制裁机制的主要执行机构是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OFAC）。它与包括美国国务院在内的其他机构合作，识别和调查违规行为，并对违规者处以罚款。OFAC还负责相关许可证的发放和管理，包括一般许可证（允许某类活动而无需个别申请），亦即特殊许可证（针对具体实体和具体活动逐案审批）。
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也参与执行部分制裁。后者负责出口管制，前者则负责签证限制、对外援助及武器出口限制。
制裁有效果吗？
制裁正成为美国的首选政策武器。据财政部估算，在过去二十年里，美国实施的制裁措施增加了大约 900%。相较于军事手段，经济制裁通常被视为“更可取的”选项。但这或许不是因为它的破坏力小于军事行动，而是因为它造成的伤害不那么刺眼——制裁可以摧毁医院和粮食供应系统，无声地置人于死地，而不会留下帐篷营地、咖啡馆和店铺被导弹炸成碎片的惨烈视频。
那么，美国经济制裁究竟带来了什么后果呢？
（一）对于平民
制裁针对的往往是整个经济体，或是目标经济体高度依赖的特定领域——例如金融部门，或是主导性出口产业（如石油出口型经济体中的石油出口），进而阻碍该经济体的增长，甚至导致持续的衰退和萧条。不仅如此，制裁还可能阻断目标国家对刚需品——比如药品、食物，以及维持饮用水所需的基础设施和备件的进口。
与多数经济危机一样，经济制裁造成的伤害主要目标社会中的妇孺和其他弱势群体来承受。《柳叶刀全球健康》7月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过去十年间全球每年因美国经济制裁而丧生的平民多达数十万人，相当于在武装冲突中死亡的人数。
以委内瑞拉为例。美国对委制裁始于2005年，2015年起全面机制化。相关记录比多数受制裁国家（目前约占世界国家的 25%，而上世纪 60 年代仅为 8%）更完整。
2015年，奥巴马政府根据 IEEPA 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根据国会前一年通过的《委内瑞拉人权与公民社会保护法》，对一批委内瑞拉官员实施制裁。特朗普1.0上台后通过一系列行政命令追加了对委制裁，包括禁止委内瑞拉政府在美国金融市场借款；冻结并制裁委内瑞拉中央银行的资产；禁止与委国有石油公司 PdVSA 的交易；以及制裁整个石油行业（该行业历来占委内瑞拉外汇收入的 95%以上）。
2012年至2020年，委内瑞拉陷入史上最严重的非战时经济衰退，国民经济萎缩了71%，严重程度是美国“大萧条”三倍还多。虽然一些问题早在特朗普时期大规模制裁之前就已存在，但大量证据表明，美国的制裁严重阻碍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复苏，并加剧了人道主义危机，导致贫困、饥饿、疾病和死亡。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的一项研究指出，美国制裁下的委内瑞拉石油出口大幅下滑，导致该国进口能力崩溃，进而引发大规模饥荒。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与CEPR联合主任马克·韦斯布罗特的另一份报告发现，美国制裁曾单年度额外导致 4 万名委内瑞拉人死亡。美国国会研究处（CRS）最近的一份报告则指出，制裁加剧了委内瑞拉本已因政府管理不善和腐败而造成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导致770万委内瑞拉人逃往美国或其他拉美国家。
（二）对于政府
作为一种外交政策手段，经济制裁旨在向目标政权、组织或个人施压，迫使其改变现有的政治活动或政策。就此目的而言，美国近几十年发动的各种制裁，尤其是针对特定国家的全面制裁，虽然持续了数十年，成功率却并不高。研究表明，1970年以来，美国实施的单边制裁中仅有约13%达成了其外交政策目标。
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制裁的效果适得其反。按照制裁者/美国的构想，在经济困境下，人们会奋起反抗，推翻其统治者。但现实情况往往是，制裁让普通民众陷入贫困与苦难，由此给了被制裁政府一个理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站得住脚），把国家困境归咎于“外部敌人”。这样一来就会出现所谓“旗帜效应”，危机中的民众非但不会造反，还会团结在政府周围，使得目标政权的支持率不降反升。一些目标政权还会借机镇压国内反对派。因此，制裁往往与民主和人权的恶化（而不是改善）相联系。
美国早于1979年就对伊朗发动了单边制裁，特朗普1.0更对其进行了“极限施压”。但几十年下来，制裁非但没有压垮德黑兰的政治精英，反而令伊斯兰共和国及其军队更为强悍。真正受害的是华盛顿声称要帮助的那些人——伊朗的中产阶级。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现在80%的伊朗公民依赖政府救济，超过两成的中产阶级跌回贫困线以下。
正如中东问题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等研究院前院长纳斯尔评论的那样：“（美国的单方面）制裁在一些我们不希望的方面起了作用，但在我们真正期望的方面却没有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