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乡村里，很多事都是确定的｜一周新书推荐到底是什么回事

界面新闻记者 | 徐鲁青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花草林木、牛马鸡犬、小溪山野，流动的风物与童年交织。这本书的作者扎十一惹，彝族，1990年出生于云南深山一个村寨。七岁开始学汉语。大专毕业后进入媒体行业，2019年离职。目前专心写作。

“在我的乡村里，很多事都是确定的，我知道牛不会跑，也知道太阳会按时落山，我会和牛一起回到家里，吃上饭，然后进入梦乡。”

在书里，她记录了个人的迁徙与城市化进程交错重叠，也伴随着乡村经验的流失与边地文化的消隐。童年的感官经验，成为记忆中柔软的底色。早年村寨贫苦，生活难免坎坷窘迫，但也不缺天然的浪漫：花草、林木、阳光、小溪、山野、猫狗、牛马、小鸟、玩伴……随着成长，作者的世界逐渐扩展——学习汉语、升学、走出村寨进入城市。在叙述自身的同时，作者也不断回望两代乡村女性的处境。母亲和姐姐、亲戚和邻里，她们在婚姻、劳作、家庭里的生命。

《通灵宝玉与玫瑰花蕾：中的导演课》

《通灵宝玉与玫瑰花蕾》是导演、作家徐皓峰以电影视角重新解读《红楼梦》的作品。在这部书里，他将曹雪芹的写作方法与电影叙事进行对照，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剧作来剖析，探讨人物塑造、叙事节奏与潜台词如何在文学与电影中互相呼应。

与传统红学研究不同，本书以导演的眼光审视文本，徐皓峰将曹雪芹与特吕弗、黑泽明等导演并置，强调其叙事手法的现代性，从细节出发揭示曹雪芹的“作局”技巧：如何设置悬念，如何通过人物的出场与言行制造戏剧冲突。

“《红楼梦》在电影发明前，已有电影思维。十九回写宝玉，这个贾府瞩目的中心，突然陷入被完全忽视的境地。宝玉去宁国府看戏，不料是弋阳腔，俗鄙热闹，于是偷跑开。跑出个寂寞，发现平素围着他的人都不见了，大家认为他在剧场，时间上有空档，便各玩各的去了。众人焦点，成了众人盲点——曹雪芹以这个反常局面，重新开始，再写宝玉。”

徐皓峰特别强调，《红楼梦》的复杂性不仅在人物关系与伦理背景，还在于它对观众的心理调度。这种思路使《红楼梦》不仅是文学经典，同时也具备电影语言的特质。

《母语之外的旅行》

日德双语作家多和田叶子以旅行为线索，记录自己在不同城市与语言相遇的瞬间：从巴黎的多语编织，到柏林的殖民记忆，再到首尔的被强加的“出离母语”，文字折射出语言与文化的复杂关系。

书中核心概念“Exophony”意为“母语之外的写作”。对于长期在日语与德语之间写作的多和田而言，跨越语言不仅是创作方式，更是对文学本质的探寻。母语往往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边界，而走出母语，则意味着在另一种语言中重新发现自我，这种写作既是一种解放，也是一种试探，在不熟悉的音律里寻找新的表达方式。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旅行叙事为主，从达喀尔、洛杉矶到北京、莫斯科，作者通过细节描绘语言在全球不同场域中的张力。第二部分则是“德语的冒险”，她回到自身写作经验，反思德语中的词汇、修辞与身体感知，展现出语言如何承载陌生与可能。

多和田叶子，小说家、诗人。1960年生于东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1982年起在德国生活，用日语和德语写作。1993年，凭借作品《狗女婿上门》获芥川奖。2003年凭《嫌疑犯的夜行列车》获伊藤整文学奖、谷崎润一郎奖，2011年凭《雪的练习生》获野间文艺奖，凭《修女与丘比特之弓》获紫式部文学奖。

《鲁磨路：城管、小贩与街头秩序的生成》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鲁磨路”。《鲁磨路：城管、小贩与街头秩序的生成》记录了中国城市街头最常见、也最紧张的一种场景：城管与小贩的对峙与共存。小贩占道设摊，以此“讨生活”；城管则以街头官僚的身份出现，肩负维护秩序的责任。在鲁磨路上，两者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冲突，而是持续的博弈：攻防、拉扯、协商与默契交织，构成了城市基层治理的图景。

本书基于武汉大学吕德文教授的田野调查，他试图描摹出城管与小贩的群像。小贩们在街头建构出江湖，有秩序、有地盘，也有脆弱性；城管作为弱势部门，则在有限的资源和规则中摸索“兜底”的治理方式。书中刻画了街角、人行道、夜市、临时工、庇护关系等微观场景，试图展现街头行政体系的运行逻辑，以及在灰色地带中生成的秩序。

吕德文认为，街头秩序并非单向度的压制或规训，是一种动态生成的结果，是由无数微观的互动博弈构成的。治理不是抽象的“国家机器”，更像落在具体人身上的日常实践。正是通过一次次的巡逻、谈判与妥协，不同身份的人们才在街头“被迫在一起”，共同塑造出城市空间。

《刺秦：重新认识秦王朝》

《刺秦》延续了历史作者李开元在《秦谜》中的写作方式，与传统政治史叙述不同，《刺秦》更接近一种“历史侦探”写法，除了对文献的考辨，也进入一种接近小说的历史想象。

这本书以历史推理的方式重新审视《史记·刺客列传》中最著名的段落——荆轲刺秦王。李开元提出了多个反常识的疑问：荆轲是否真的意在行刺？秦舞阳在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督亢”究竟位于何处？这些问题试图引导读者走进刺秦现场，检视司马迁笔下的叙事如何夹杂口述传统与虚构成分。

书中不仅止于史实考证，还引入“历史假设”的写作策略：如果荆轲成功刺杀秦王，秦帝国的命运将会如何？如果由扶苏继位，又是否能避免速亡？李开元在假设的同时，也将讨论延伸至李斯与《谏逐客书》的历史作用，他指出，秦朝的速亡并非偶然，而是制度选择与政治格局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单一郡县制和贵族阶层的消失，削弱了政权的韧性。

李开元是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学术领域为战国秦汉史与史学理论。

《如此陌生而奇异：感官与审美的地理学》

在《如此陌生而奇异：感官与审美的地理学》中，人文地理学者段义孚将“美”置于人文地理学的核心位置。这本书从视觉、听觉、触觉等日常经验的环节出发，段义孚追溯这些近感如何塑造我们对世界的感受力，并进一步扩展到艺术、建筑、音乐等文化领域。

书中有一条逻辑线索：审美不仅关乎个人愉悦，更是一种道德性的力量。它既关乎人与环境的亲密关系，也暗示了文化如何通过审美来维系秩序与道德价值。为此，段义孚将目光投向四个不同的文化传统——澳大利亚原住民、中国、中世纪欧洲和现代美国——通过横向比较揭示出审美经验中的部分：人类对美与善的追寻，跨越了地域与历史。

“许多人可能觉得，美尽管很重要，但却是一种‘额外之物’，在基本需求满足之后，我们会乐于身边有它为伴。然而，美其实无所不在，其词根含义暗示了这一点：‘感觉’——并非任何一种感觉，而特指‘经过塑造的’感觉和感知。其反义词的暗示性更明显：anesthetic，‘缺乏感觉’——虽生如死的体验。我们与世上诸多的美越是协调，生命就越有活力，越有乐趣。”

段义孚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奠基性学者，在以科学主义为主流的地理学界，他强调不能只以客观数据理解地理环境，更需引入人类感官与情感来探索空间的意义，并先后提出了“恋地情结”、“空间与地方”等重要术语。与《恋地情结》《空间与地方》等作品相呼应，这本书继续深化了段义孚对感官、情感与文化意义的思考。他强调，文化的根本旨趣并非单纯的生产或功利，而在于“使人抵达更好之处”。

《音乐与生命》

《音乐与生命》是坂本龙一生前最后出版的对谈，也是他与生物学家福冈伸一二十余年友谊的合作。两人从各自领域出发，探讨音乐与生命的共通性：音乐的循环、节奏与动态平衡，如何与自然界的生命现象呼应。生命的有限性，又如何激发艺术与思想的创造。

坂本龙一以音乐家之眼，理解生命循环中“呼吸”的节奏：从吸气、吐气到最终“咽气”，生命与音乐一样在动态平衡中展开并消逝。“在我死后，我的身体回归大地，被微生物分解，成为下一代生物的一部分，实现“重生”。这个循环在生命诞生后已经持续了几十亿年，今后也会持续下去。而“我”这个生命现象，只是漫长循环中的一个过程而已。”

福冈伸一则以生物学家的视角，将个体死亡理解为一种“最大的利他行为”——生命资源回归环境，新的生命由此接续。这种跨学科的思考，试图打破音乐与科学的界限，触及世界本源的共同问题：有限与无限、死亡与延续。

全书分为两部分：在纽约公园大道军械库的对谈，从音乐的创作经验切入；在洛克菲勒大学的交流，则延展到生命科学与自然哲学。额外附录则回应了疫情时代的提问，让这场对话与当下现实产生直接关联。

《走，去父亲的水稻田》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我们对“粮食”常常缺乏直观的感受。大米成为超市货架上的一袋商品，和它背后的土地、季节、劳作几乎隔绝。作者周华诚则以散文的形式，记录了稻田一年的四季变化，从一粒种子落入泥土，到一捧大米端上餐桌，既是农事的回溯，也是生命循环的见证。

书写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局限于自然风光的描绘，也紧紧扣住农人的日常。耕田、插秧、除草、收割，每一道工序都包含身体与汗水的消耗。稻田在这里不再只是自然景观，而是人与自然之间最紧密的互动场域。

粮食并非理所当然，背后是漫长的农事链条与具体的劳动个体，每一粒米的得来，都意味着自然与人力的共同付出。当粮食安全、生态农业、土地流失成为公共话题时，回到稻田，体会季节的循环、农事的节奏与人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