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著名画家里，倪瓒（1301-1374）可能是最爱抱怨求画人的一位，他会把自己的抱怨写到画面题识中，让求画人和观看者感受到他的情绪。有时候，倪瓒还会“抱怨”他自己，将其转化为一种防御性修辞，以此掩饰书画作品中可能存在的不足。倪瓒的这种习惯甚至被明清时期的作伪人所掌握，利用这一习惯炮制倪瓒伪作。在倪瓒存世作品中，《竹枝图》是唯一一件将题识里的“抱怨”指向倪瓒本人的作品。更进一步的研究还会发现，《竹枝图》及其诗札的真伪混杂至少可以追溯到明代。
“笔老手倦”的《竹枝图》
故宫博物院藏《竹枝图》历来被视为倪瓒真迹，徐邦达、傅申等学者均有论及。傅申曾统计存世倪瓒墨竹“真迹五幅，存疑两幅”，《竹枝图》列为“真迹五幅”之一。徐邦达亦以该画为真。两位学者都对此画水准有很高评价，不过也有差别。徐邦达几乎将该画视为倪瓒墨竹的代表作：“云林画竹，自叹不知为芦为麻，其实潇洒瘦逸，不在当时如顾安辈之下，观此卷可见一斑。”傅申则稍有保留：“此画用笔用墨有枯瘦处，竹叶稍繁，真有‘笔老手倦’之态，然仍是佳作。”《竹枝图》（图一）是佳作，同时也呈现出“笔老手倦”之态。
图一 倪瓒《竹枝图》，纵34厘米，横76.4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笔老手倦”一语出自《竹枝图》上的题识：“老懒无悰，笔老手倦，画止乎此。倘不合意，千万勿罪。懒瓒。”这段话有三层含义：1.画中的竹枝只能画到现今这种程度（“画止乎此”）；2.画家既“老”且“懒”，更兼心绪不佳（“无悰”），这是画面可能不够完美的原因；3.预设了一个阅读题识和观看画面的对话者，画家对这位不知姓名的对话者说“倘不合意，千万勿罪”，如果你觉得不满意，请不要怪罪。“老懒无悰，笔老手倦”是这段题识的关键，它可能是一种表示谦虚的修辞，画很好但画家本人要把它说得没那么好；也可能是一种防御性解释，承认画面中可能存在某些不足，画家本人对此亦有自觉，请观看者不要计较。徐邦达和傅申的区别或许有一部分源于他们对这句话的不同理解。徐邦达把倪瓒的自我批评理解为自谦，无论倪瓒说自己如何不好，“其实潇洒瘦逸，不在当时如顾安辈之下”。傅申则充分考虑到《竹枝图》的画面特点，认为这张画和倪瓒其他墨竹稍有不同，“墨有枯瘦处，竹叶稍繁”，恰如题语所说的“笔老手倦”。
如果回到画面本身，比较《竹枝图》与倪瓒其他墨竹画作，风格确有相近之处，但也呈现出不同特征。倪瓒可信的墨竹作品有《修竹图》（图二）、《竹枝册页》（图三）、《竹图》（图四），它们的共同点是枝叶结构清楚、层次分明，用笔严谨有度；相对而言，《竹枝图》枝叶组织较为凌乱，用笔亦显潦草。另一个显著差别是《竹枝图》里的竹枝多有枯笔飞白，一根竹枝虽只一笔，却仿如用两三根线条勾画而成，显示出画家运笔时速度极快，而其他几件作品都没有这个特征。《竹枝图》还有一个特点曾为傅申指出：“竹叶稍繁”。《竹枝图》（图五）的竹叶密集程度高于其他几件作品。枝叶多寡本无可厚非，但却与题识中“老懒无悰，笔老手倦”相抵牾。心情不好，手也累了，按说应该比正常情况下画得更简略才对，然而恰恰相反，《竹枝图》的繁复程度超过其他同类画作。放到倪瓒的图画脉络里来看，画上题写的文字与图画并不能完全匹配。
图二 倪瓒《修竹图》，纵51厘米，横34.5厘米，1374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 倪瓒《竹枝册页》，纵55.1厘米，横31.8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四 倪瓒《竹图》，纵67.1厘米，横32.9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五 1.《竹枝图》与2.《修竹图》3.《竹枝册页》4.《竹图》局部的对比
从书法风格看，《竹枝图》题识所用行书与倪瓒其他可信书法作品存在一定差异。倪瓒可信的行书作品存世极少，可以作为标型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呈九成札》。这篇书札虽用行书写就，文字结体及用笔均与倪瓒楷书书风相通。札后还附有袁华跋，称《呈九成札》作于“洪武壬子（1372年）春正月”。《竹枝图》倪瓒题语中有“老懒”之语，应出于倪瓒晚年。就书写时间来看，《呈九成札》与《竹枝图》相距不会太远，但二者书风差异较大。比较二者都写到的“瓒”“不”“倘”“此”等字即可明了其间差别。《竹枝图》题跋里的“笔”“手”“乎”“千”等字最后一笔竖划均近似一撇，过于飘逸（图六、图七）。此外“倦”“无”二字还出现了多余用笔。图七这段题跋呈现出的书写方式和用笔习惯在存世倪瓒书迹中堪称独一无二，既难以证真，也难以证伪。
图六 倪瓒《呈九成札》，纵22.8厘米，横24.3厘米，1372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图七 《竹枝图》书迹
《竹枝图》的特别之处应如何解释？这里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竹枝图》确实出自倪瓒之手，当倪瓒心情不好（“老懒无悰”）或者身体状况欠佳（“笔老手倦”）时，他会写出与惯用书风完全不同的字迹；二是作伪者伪造画作，再编造出一段跋语为自己开脱。既然作画者已经告诉看画人“老懒无悰，笔老手倦，画止乎此”，并且恳请看画人“倘不合意，千万勿罪”，那么上文提到的问题似乎就都可以一笔带过，因为画家已经告诉观看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
《竹枝图》相关诗札辨伪
《竹枝图》上的题识暗示了一个受画人，画家希望此人看到《竹枝图》时“倘不合意，千万勿罪”。这个受画人是谁？
这个受画人曾被认为是陈惟寅。徐邦达在记述《竹枝图》入藏故宫博物院经过时，提到该卷后原有倪瓒写给陈惟寅的诗札，可惜它们遗失了：“此卷原与致陈惟寅三诗札合装一卷，后尚有曹溶一跋。在长春伪满宫中流出时，为人撕裂，后为上海王南屏收得画竹首段，仅得画竹一纸，幸尚完好无损。其他三诗札并曹溶跋，不知失落何处矣。故宫博物院即购于王手。”
这三篇“不知失落何处”的诗札内容最早见于李日华《六研斋三笔》。《六研斋三笔》大约撰写于1630至1634年间。《竹枝图》上有项元汴收藏印，李日华与项氏家族相熟，大约1630年前后在项家见到《竹枝图》及其后诗札。从《六研斋三笔》著录来看，李日华看重诗札更甚于卷首《竹枝图》，他抄录了画卷后倪瓒赠陈惟寅三篇诗札的全部内容，对画作本身只提到一句：“卷前有竹枝数笔，亦妙。”同样与项氏家族交好的汪砢玉在《珊瑚网》中也著录有《竹枝图》，不过只抄录了李日华提到的第一篇诗札，除作品名外对《竹枝图》画面只字不提。
完整著录画卷、诗札及相关印鉴的是《石渠宝笈续编》。该书将《竹枝图》及其后诗札合称为《倪瓒诗画合璧》。《石渠宝笈续编》抄录了三篇诗札全文，记录下三张笺纸的不同尺寸，以及诗札后的曹溶题跋。从《石渠宝笈续编》著录可知，《竹枝图》画幅、三篇倪瓒诗札、曹溶题跋分散在5张大小、材质各不相同的纸面上，各不相属。《石渠宝笈续编》的作者就此提出了一个疑问：“是此卷赠惟寅兄弟，向各单行，不知何时合为一也。”这可能是最早暗示《竹枝图》是倪瓒送给陈惟寅的文献，大约是根据组装在画卷后诗札做的推断。还需注意的是，李日华与汪砢玉著录顺序与《石渠宝笈续编》不同，他们看到的第一篇诗札在《石渠宝笈续编》里排在第二位。从现存画卷也可以看出，该画经过多次重装，重装时诗札排列顺序可能会发生改变。从现存画作印鉴款识及相关文献著录来看，它们最开始被组配到一起的时间只能追溯到晚明。
尽管徐邦达说此卷《竹枝图》后所附“其他三诗札并曹溶跋，不知失落何处”，所幸其中的两块书迹残片还留存于世，它们和《竹枝图》一样，也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其中一块残片有五行半倪瓒诗札，能够辨识出以下文字：“……江边。□□□阔多风雨，失喜君来共简编。讽□新诗非漫尔，艰虞远别更凄然。看花相约重相过，已放柳条维酒船。三月十日灯下。”（图八）残存内容与《六研斋三笔》《珊瑚网》《石渠宝笈续编》著录完全吻合。另一块残片有四行文字：“云林生少年楷法精谨，曾于跋尾见之。后来自恣，不肯规摹古人，渐恨拖沓，正如嵇阮诸贤，放浪山泽，纵酒袒裼，无复世……”与《石渠宝笈续编》著录《竹枝图》后的“曹溶题跋”完全相同（图九）。此外，存世诗札残片上还有“项墨林鉴赏章”白文印。综合来看，其中一块残片应该就是曾经项元汴收藏，曾为李日华、汪砢玉过目，被徐邦达说成是“不知失落何处矣”的《竹枝图》后所附倪瓒诗札，另一块残片则是曹溶为《竹枝图》及其所附倪瓒诗札作的题跋片段。
图八 倪瓒诗札残片，故宫博物院藏
图九 曹溶题跋残片，故宫博物院藏
尽管《竹枝图》后倪瓒诗札自项元汴以降一直流传有序，但从存世残片来看，它们是否为倪瓒手迹却颇为可疑。
一是诗札诗文与传世倪瓒诸种诗文集所载有出入。又可以从三个部分加以辨析：1.残片“讽□新诗非漫尔”一句，在明初蹇曦天顺四年（1460年）刻本《倪云林先生诗集》、倪珵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刻本《清阁遗稿》、毛晋崇祯十一年（1638年）刻本《倪云林先生诗集》中均作“讽咏新诗非偶尔”。这三种明代版本之间亦互有出入，但“讽咏新诗非偶尔”这一句相同，均作“非偶尔”。“非漫尔”“非偶尔”各有其意，在这里都说得通。“非漫尔”意谓倪瓒、陈惟寅所吟诗作并非随意应付，“非偶尔”强调二人时常在一起“讽咏新诗”，并非仅此一次。联系下句“艰虞远别更凄然”来看，“偶尔”在上下文的关联上更紧密些。2.明清著录中《竹枝图》所附诗札引文与明代倪瓒诗文集刊本中的相关文字存在系统性差别。上文所述三种明刊倪瓒诗文集刊印的该诗引文部分基本相同，构成《赠惟寅》诗文的刊本系统；《六研斋三笔》著录与《石渠宝笈续编》著录的文字大体一致，构成《竹枝图》所附诗札的著录系统；两种系统间存在不少差别，如倪瓒诗文集作“甚似其舅”“世故险巇”“色养得亲之欢心”“缀缉诗文，于以自娱”等，在著录则写作“深似其舅”“世故艰巇”“色养得母之欢心”“诗文缀缉,于以为娱”。3.《竹枝图》后所附三种诗札，只有残片所载诗札著录于传世倪瓒诗文集，其他两种诗札均未见收录。换言之，明清两代收罗、出版倪瓒诗文的刊印者们（蹇曦、倪珵、毛晋），都只见过《竹枝图》后所附三札中的一札或此札传抄本（即诗文集中标题为《赠陈惟寅》的引文及诗句），没有看到《竹枝图》另外两札。本文并不否定这两篇诗札文字内容的真实性，只是认为这两篇诗文集未刊诗札和见于诗文集的《竹枝图》残存诗札，在明代中前期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汇聚在一起，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明代收罗、刊印倪瓒诗文的出版人只看到其中之一，而未见紧紧连缀在一起的另外两篇。按常理推断，如果这三篇写给同一人的诗札一直连缀在一起，倪瓒诗文集的抄录者见到其中一篇，就没有理由放过另外两篇。
二是残片5行字迹的书风与倪瓒存世可信书迹存在差距。《竹枝图》相关三篇诗札均未署年款。安岐对它们的书写年代做了推断，认为《竹枝图》“后附寄陈惟寅诗帖三纸，皆老年率意之笔”，皆作于倪瓒晚年。安岐将倪瓒的“老年”和“率意”画了等号，同时安岐也指出，三篇诗札的书风一致，皆为“率意之笔”。曹溶将三篇诗札都归入“后来自恣，不肯规摹古人，渐恨拖沓”的一类。安岐、曹溶完整观看过《竹枝图》所附诗札全部内容，他们都认为三篇诗札是倪瓒较后期的书法（“老年”“后来”），三篇诗札书风一致，他们对诗札书法的评价也都不高（“率意”“拖沓”）。
考订陈惟寅与倪瓒之间的交往，可知他们在倪瓒晚年往来较为密切。陈惟寅生于1329年，卒于1385年，比倪瓒小28岁，二人为忘年之交。《赠陈惟寅》（这是倪瓒诗文集为《竹枝图》残存诗札起的名字）小引提到陈惟寅父陈征（即“天倪先生”）“淡泊无欲，以终其身”，可知其时陈惟寅之父陈征已经去世。陈征生于1297年，卒于1348年。《赠陈惟寅》必然作于1348年后。又据倪瓒诗文集收录写赠陈惟寅诗文中有明确纪年的部分可知，这些诗文主要集中在1359至1363年间，这段时间应为二人往来最紧密的时期。不过从《赠陈惟寅》一诗所云“三十不娶妻，四十不出仕”来看，该诗作于陈惟寅40岁以后，即1368年前后，可知二人至此时还有诗书往还。
1359至1368年间的倪瓒诗札书迹存世不在少数，如作于1359至1360年间的《瓒以七月末诗札》（一名《呈履道先生诗札》，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1362年或稍早于此的《问埏字诗札》（一名《致慎独有道诗札》，图一〇）、1363年《呈张德机诗帖》（吉林省博物馆藏）、作于1364年以后的倪瓒《书诗五则》（图一一）等。与《竹枝图》所附诗札残片关联最紧密的书迹，则是倪瓒1362年为陈惟寅抄写的《次韵奉和惟寅高士姑苏钱塘怀古六诗》。该诗刊刻于《停云馆帖》，计26行，诗后有一段文字讲述手书该诗的原委：“去年秋，偕叔明友兄访余江渚，出此六诗相示。讽咏之余，因同叔明用韵，各和成章。今年余病㿃下疾几半载，惟寅凡两来问余。十一月一日觉体中稍佳，惟寅命余写出，遂复书此。至正廿二年壬寅，倪瓒记。”（图一二）这篇诗文是倪瓒患“㿃下疾”还未完全康复时为陈惟寅抄录的，虽仅存刻本，却能将倪瓒书法特点完全展示出来，通篇笔法精严，细劲挺拔，一丝不苟，完全看不到病痛痕迹。与上述书迹原作、拓片比较起来，同样写给陈惟寅的《竹枝图》所附诗札残片就要拙劣许多。“花”“相”“维”“讽”“漫”等字结体不佳，行笔绵软，不似出自倪瓒之手。
图一〇 倪瓒《问埏字诗札》，纵30.2厘米，横45.4厘米，1362年或稍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图一一 倪瓒《书诗五则》，纵23，横55.5厘米，1364年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一二 《停云馆帖》中收录的倪瓒《次韵奉和惟寅高士姑苏钱塘怀古六诗》
故宫博物院藏《竹枝图》后所附陈惟寅诗札残片应为伪作，考虑到该诗札曾经项元汴收藏，作伪时间不晚于晚明。安岐、曹溶眼中《竹枝图》后三篇诗札书风相近，笔者倾向于认为，遗失的另两篇诗札即便不是伪作，至少也是可疑的。这三篇诗札均写赠陈惟寅，如果它们都是伪作，为什么是陈惟寅？明代有没有其他利用陈惟寅名义伪造倪瓒书画的情况？
倪瓒与陈惟寅、陈惟允兄弟的友谊在明代苏州传为佳话，文征明《跋倪元镇二帖》提到倪瓒与陈惟寅交好一事：“倪游吴中，多于二陈氏及周正道家。二陈，其一为陈惟寅汝秩，其一即慎独也。”既然明人都知道他们的友谊，就有可能针对这一点来作伪。明清人借陈惟寅名义作倪瓒伪书的例子，可见于《古芬阁书画记》著录马和之《西园雅集图卷》后的题跋。按此题跋所云，倪瓒至正三年（1343年）应陈惟寅所请在该卷后作跋：“惟寅陈君命仆写题为卷，谓余曰：‘庶几风流人品，千载之下，灿然可观，马和之所作，抑亦不朽。’余嘉其志，故书于卷末云。至正三年癸未十一月一日，倪瓒记。”按传统算法，这一年陈惟寅15岁，倪瓒43岁，15岁的小孩不太可能让43岁的倪瓒写出“命仆写题”这样的文字，可知该跋应属伪作。作伪人只知倪、陈交好，却不清楚二者年龄上的差距，才会犯下这种错误。另一个例子借用的是陈惟寅弟弟陈惟允的名义。《石渠宝笈》卷六著录有王蒙《多宝塔院图》，该画卷后有倪瓒题跋，落款是：“至正四年夏五月，与惟允陈君、良夫徐君啜茗观于清阁，因记。廿八日，倪瓒。”陈惟允为陈惟寅弟，大约出生于1331年，至正四年只有14岁。倪瓒也许会和一个14岁的小孩一起赏画、品茗，但为什么要郑重其事地在观画题跋里记录下来？此卷王蒙《多宝塔院图》与卷后的倪瓒跋一样，大约也是伪作。以上两例表明，倪瓒书画的作伪者会研究倪瓒的人际关系以便炮制赝品牟利，他们很容易就会注意到倪瓒与陈惟寅兄弟的友谊，也确实会打着陈惟寅的名义来伪造倪瓒书画。
《竹枝图》后所附诗札为明人伪作，这一点与《竹枝图》的真伪没有必然联系。《石渠宝笈续编》著录得非常清楚，《倪瓒诗画合璧》里的《竹枝图》及其后三篇诗札虽然装裱在一起，但它们原本是分开的，各自独立。不能因为诗札是伪作，就指认《竹枝图》是伪作。同理，也不能因为《竹枝图》后附有致陈惟寅诗札，就认为倪瓒的《竹枝图》就是画给陈惟寅的。实际上，《竹枝图》上这段带有自嘲和自我防御性质的文句没有指向一个具体人物（求画者或受画人），放到倪瓒那些发牢骚的书画题跋里来看也是罕见的。
倪瓒的“抱怨”与作伪
《竹枝图》上的题识带有自嘲性质，由他本人来承担画作不够理想的责任。而在更多情况下，倪瓒如果认为自己画得不够好，他会在题识里将责任推给别人。此类题识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对求画人或受画人表达不满和责怪，本文将它们称作倪瓒的“抱怨”。
倪瓒最早一则抱怨见于《六君子图》（图一三），此图作于至正五年（1345年），画上有倪瓒题识：
卢山甫每见辄求作画。至正五年四月八日，泊舟弓河之上，而山甫篝灯出此纸苦征画。时已惫甚，只得勉以应之。大痴老师见之必大笑也。倪瓒。
图一三 倪瓒《六君子图》，纵61.9厘米，横33.3厘米，1345年，上海博物馆藏
倪瓒在题识里说作画之前已经非常疲劳（“时已惫甚”），但耐不住卢山甫苦苦哀求（“苦征”），最后非常勉强地画了。吐槽卢山甫的同时，倪瓒还预设了一位观看者：黄公望。他似乎知道这幅《六君子图》很快会被黄公望看到，就拿卢山甫的“苦征”和自己的“惫甚”作借口，请黄公望明了个中原委。在最直接的话语层面上，卢山甫和黄公望都是倪瓒“抱怨”的听众，倪瓒通过抱怨前者以期获得后者的体谅。
即便是在疲惫又勉强的状况下绘成，《六君子图》依然是倪瓒最成功的作品之一，甚至被视为倪瓒形成个人风格的标志性作品。孙承泽《庚子销夏记》以为此画为倪瓒存世作品第一：“云林画在逸品，收藏家以有无论雅俗。予见其画最多，然伪者十之六七。生平妙迹无如《六君子图》。”由此可见，倪瓒的“言”与“行”之间并不一致。即便疲惫不堪，非常勉强，作画时依然全力以赴。
需要指出的是，倪瓒对卢山甫的抱怨会影响到观画者对卢山甫的印象。容庚说：“余初观此画跋，颇恶卢山甫之为人。”当看到卢山甫迫使倪瓒作画时，倪瓒的爱好者多少会有同感。相信求画人卢山甫也能感受到倪瓒的怨念。倪瓒行事有率性而为的一面，心有不满就要马上说出来。
倪瓒在书信里也会“抱怨”他人提出的不合理要求。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收藏有一件《瓒以七月末诗札》（图一四），倪瓒在信中拒绝了一位“赞助人”提出的书法订件。收信人为“履道先生”，即周砥。周砥是苏州人，幼年时迁居无锡，成年后常往返两地，与倪瓒有深厚友谊。倪瓒在信中吐槽“县宰”张德常派给他的一个书写任务：
瓒数月前辱执事及德常县宰书，教俾写学门石记，记文特古淡可爱，郑翁杰思也。谬书不由讲学，点画不能遒媚，结体还更俗恶，又颇便于小，不工于大。县宰欲流传久远，宜属之工于书、人品异俗者，乃与文称耳，谬书那能副高意耶？要是县宰君自书一通甚佳也。瓒非饰辞，切告相体，幸甚幸甚。
图一四 倪瓒《瓒以七月末诗札》，纵26.7厘米，横47.2厘米，1359-1360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吴县县令张德常请倪瓒手书《学门石记》，目的是通过刻石立碑的方式使这篇记文“流传久远”。倪瓒在信中自谦，他的书法“点画不能遒媚，结体还更俗恶，又颇便于小，不工于大”，有悖于“流传久远”的书写惯例。张德常是倪瓒的朋友，同时也是苏州地方官。倪瓒要推拒这一请托，就要极力贬低自己的书法水准。在他贬低自己的三个理由里，“点画不能遒媚”不太有说服力（如康有为即以“遒媚”点评倪瓒书法），结体“俗恶”一说更显夸张，相对公允的自我评价是“颇便于小，不工于大”。倪瓒承认自己写不了大字，希望他人不要强求。
倪瓒还在信中两次提及自己的身体状况，说自己患病在身，这封信不能写太长：
瓒月末得㿃下疾，卧病兼旬。幽忧无聊，因赋□以自解云耳。……令转递上八月余矣。瓒病乏力，不可多作字，草草□此具报。数日中体中稍佳，别奉县宰君书也。
从七月末患病到写信时的八月中旬，倪瓒被病痛折磨近20日。尽管如此，倪瓒这篇书札仍极为工整，几乎一丝不苟。前文提到的《次韵奉和惟寅高士姑苏钱塘怀古六诗》也是同一情况，病中所书却精谨典雅。结合前述《六君子图》，可见倪瓒身体状况欠佳时并不影响作画、题字时的严谨，也不会因为心有不满而降低书画品质。
倪瓒另有一种“抱怨”指向求画人提供的劣质工具。求画人向倪瓒求画时通常会自带纸笔，倪瓒诗文中常有提及，如《清阁集》收录的《从善、道契过笠泽，以士雍高士此纸求写竹枝，画已并赋》一诗，题目已经说明纸张来源。有时倪瓒还会对纸笔质量给出积极评价，如倪瓒1359年为友人陈惟寅作画时题写道“惟寅友兄雅志林壑，远寄佳纸，命仆写图赋诗”。陈惟寅寄来的“佳纸”让倪瓒十分满意，特别在题语中说明。
如果求画人提供的纸张、笔墨欠佳，倪瓒就会抱怨纸墨不好导致他发挥失常。1352年郯九成向倪瓒求画时，纸、笔不合倪瓒心意，倪瓒就提出了措辞严厉的批评，还把他的不满写到画上：
至正十二年三月八日，冒风雨过九成荆溪舟中，刘德方郎官方舟烟渚，留宿谈诗。明日快晴，移舟绿水岸下，相与啸咏，仰睇南山，遥瞻飞云。夹岸桃柳相厕，如散绮霞，掇芳芹而荐洁，泻山瓢而乐志。九成出片纸，命画眼前景物。纸恶笔凡，固欲骋其逸思，大乏骐骥康庄也。欧阳公每云：“笔砚精良，人生一乐。”书画同理，余亦云焉。时舟中章炼师、岳隐者对弈，吴老生吹洞箫。
郯九成提出了一个要求，请倪瓒“画眼前景物”，这是倪瓒最反感的要求。不过倪瓒没有反驳这一请求，却说郯九成拿来的“片纸”太差，差到“纸恶笔凡”的程度，即便倪瓒希望能将自己的“逸思”驰骋在纸面上，可惜既没有好马，也没有好路，没法画出来。将笔行纸上与马行路上相提并论，可能来自赵孟頫。陆友仁《研北杂志》记赵孟頫一则书论：“书贵纸笔调和，若纸笔不佳，虽能书亦不能善也。譬之快马行泥淖中，其能善乎？”赵孟頫只是泛论纸笔好坏对书写的影响，倪瓒却把他的批评指向具体的求画人。就像他在《六君子图》上做过的一样，倪瓒要让求画者和所有观画者都能知道他的不满。
倪瓒对纸、笔的抱怨并非仅此一例。《清阁集》收录了一首作于1360年的题画诗，诗前引文同样对纸、笔提出了批评：
岁庚子十一月廿日，邂逅云冈道师于长洲邑东之衍庆院，以此纸命写竹石并赋诗。而纸笔皆不佳，漫尔作此，愧不能工。道师悯世忧国，以道德为己任。汩汩城邑之中，不以为苦，自超风埃之表也，故末句讽之。
天妃庙里曾游处，怪石丛篁漫雨苔。今日江潮重回首，卜居南岭白云隈。
倪瓒在诗前小引中提到，云冈道师在苏州衍庆院与倪瓒相逢，“以此纸命写”。但倪瓒觉得“纸笔皆不佳”，导致画得不够出色。这一抱怨发生的情境与1352年为郯九成作山水如出一辙。题跋中对纸、笔的批评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对画面做出解释，画家“愧不能工”的因为是纸、笔太差；另一方面又承担了纾解情感的作用，将他对求画人的不满宣泄出来。
这段题跋还出现在上海博物馆藏《怪石丛篁图》（图一五）上。已有学者对这件作品提出质疑。李维琨指出该画题跋“字体张扬、笔画伸展，全然不类此时的倪瓒书”。庞鸥认为该画“用‘溪山平远之景’的下半段即‘一河两岸’构图中前景近处的岸，拼凑上明代人所伪那种高山峻岭式的倪画的上半段，再从《倪高士清阁全集》中抄录一段画题便大功告成，如此而已”。如果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可信，那么《怪石丛篁图》中的这段题跋就应该是作伪人从倪瓒文集中挑选出一段文字，再模仿倪瓒书风抄录在画上。这段抱怨的作用也随之发生改变：既然“纸笔皆不佳”“愧不能工”，那么这幅字、画稍微有点出格，也就不足为怪了。
图一五 倪瓒《怪石丛篁图》，纵94.2厘米，横26.8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明清时期的作伪人已经发现倪瓒有品评纸张好坏的习惯。张泰阶《宝绘录》卷一六里著录了一件倪瓒为黄公望作的《十幅册》，倪瓒题跋写道：“一日子久先生以佳素数幅索画，岂以予为能事乎？但意兴所到，各自为宗，疏木片石，各自成趣。至于妍媸工拙，予不能知。若子久爱我，惟一笑而置之高阁，则此册幸矣，奚暇计其传与不传哉。”“佳素”即好纸或好绢，“妍媸工拙，予不能知”也与倪瓒的艺术主张相近。不过朱仲岳在《倪瓒作品编年》中已指出其伪：“《宝绘录》所载诸画多张氏伪作。诸家跋语如出一手。疑为伪作。”可知明代伪造倪瓒书画者对倪瓒的趣味和习惯有深入体察，能够揣摩倪瓒惯用的文句、语气和思路伪造书画。
结语
倪瓒是一个爱“抱怨”的画家，他的“抱怨”在话语层面上具有丰富意义：1.因为身体状况欠佳或求画人提供的作画工具糟糕却又不得不画，倪瓒不高兴了；2.倪瓒把不满写在画面上，直言不讳地批评求画人；3.如果倪瓒觉得他画得不够好，会以攻为守，防御性地做出解释；4.这是一种修辞，一种另类的自谦。当倪瓒发出抱怨时，多少揭示了倪瓒与求画人（赞助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倪瓒生前即画名卓著，求画者众多；晚年经济状况不佳，更需书画酬应缓解生计压力。倪瓒常会遇到难以拒绝求画人要求的情形，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倪瓒通过发出自己的抱怨，直言不讳地批评求画者，从而颠倒了他与求画者的关系，将自己放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上。
更有意味的是，倪瓒爱“抱怨”的习惯会被作伪人利用，通过复制倪瓒的抱怨来减少伪作被揭穿的可能性。作为明清时期最受欢迎的书画家之一，倪瓒的一切爱好都被作伪者用“放大镜”细细研究，钻研倪瓒的书画风格、朋辈友人、生活习惯，把它们应用到作伪活动中。而倪瓒的“抱怨”也是其中一项。
无论倪瓒发出的是何种“抱怨”，都指向一种非正常的作书或作画状态。傅申曾谈到书画家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对于书画创作的影响：“一天写字，也有哪一个时辰是写得最好的，你状况好的时候写得最好，你再过几年，可能还不一定超过那个状态。”倪瓒的“抱怨”文字揭示出倪瓒作书或作画时所处的各种负面状况，这些负面状况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倪瓒的书画风格？《六君子图》《瓒以七月末诗札》《次韵奉和惟寅高士姑苏钱塘怀古六诗》等作品表明，倪瓒的“惫甚”和疾病都没有影响到他的书画品质。《怪石丛篁图》将这一问题引向新的维度，倪瓒的“抱怨”（“纸笔不佳”）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借口，用来掩饰一幅虚假的倪瓒。《竹枝图》介于二者之间。尽管笔者指出《竹枝图》与倪瓒标型作品间存在一定差距，《竹枝图》相关诗札出自明人伪造，但并不认为《竹枝图》一定就是伪作。《竹枝图》是否代表了倪瓒状况不佳时的书画风格，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在更广阔的意义上，中国古代画家的抱怨、牢骚、不满，以及各种负面状态下创作的书画作品，也都有待更深入地探讨。
（本文首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5年第10期，作者吴雪杉[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