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站在《巴黎协定》达成十年后的关键十字路口，地缘政治博弈、绿色技术竞争与资金落实困境相互交织，为人类的共同未来蒙上阴影。
在此复杂背景下，11月将于巴西贝伦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会议（COP30）备受瞩目。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毅数十年来深度参与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研究与立法推进等工作，2021年以来，他又作为中国代表团随团专家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近日，他在即将启程前往巴西参加COP30前，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深入解读中国如何在这一历史性转折点上定位自身角色，并为破局全球气候治理困境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与解决方案。
以下为专访全文
全球气候治理的“转折点”
澎湃新闻：今年11月的巴西COP30大会是《巴黎协定》通过十年的一次关键回顾。您如何评价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总体形势？我们正处在怎样的历史节点？
王毅：自《巴黎协定》签署至今已十年，全球气候治理走过了从《京都议定书》“自上而下”模式，转向《巴黎协定》“自下而上”路径的历程。当前，我们处在一个关键且艰难的“历史关头”——可能向正，也可能向负。如果负向发展，可能会有更多国家效仿美国退出；正向发展的话需要更多的合作与引领。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带来重大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发达国家的领导力与发展中国家的行动力。地缘政治经济现实使各国更关注安全议题，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的优先性下降。同时，资金、技术与能力支撑普遍不足，进一步制约行动。
尽管如此，全球仍有约160个国家已经或有意提交国家自主贡献，表明绿色转型的共识仍在延续。中国通过降低绿色技术成本、展现积极态度，提出了兼具雄心目标和务实态度的国家自主贡献，为维持这一势头做出贡献。
当前核心在于如何“引领”进程，避免形势滑向负面。中国应在多边框架下，推动自身转型和路径选择的同时，发挥合作引领作用，促进多边谈判取得积极成果，同时通过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推动务实行动。
总体来看，全球气候治理正处于“十字路口”。我们应在现有国际规则基础上推进改革，通过合作与实际行动，共同维护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绿色低碳转型的全球动力。
澎湃新闻：《巴黎协定》十年后，您认为现有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面临哪些根本性的制度性挑战？要推动有效行动，我们是应致力于修复和完善现有体系，还是需要创建新的多边机制或政治平台？
王毅：《巴黎协定》十年后，我认为现有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面临几个根本性的制度性挑战。首先，无论是自上而下的“京都机制”还是自下而上的“巴黎机制”都存在各自问题，巴黎协定设计了一套通过国家自主贡献和全球盘点的互动机制，动态提升目标雄心。但由于资金、技术等条件的不足，现有的机制效率并不高，需要改革，但推倒重来非常困难，也不现实。我们已形成了一系列公约及协定的相关共识成果，比如COP28提出的“转型摆脱化石能源”，现在关键是如何更好地落实《巴黎协定》中已有的内容，包括资金机制、碳市场机制等。
其次，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不能仅靠个别国家单打独斗，特别是大国要发挥作用，例如《巴黎协定》的一个重要遗产是利用“双边协议”来促进“多边进程”，现在在美国准备退出及地缘政治紧张情况下，这一手段推进起来异常艰难。目前机制中，缺乏有效的合作框架和资金技术支持，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技术和能力，难以自主推进绿色转型。同时，现有的多边机制在推动落实方面效率不足，尤其在2030年后如何改进目标框架、提升执行力，是需要重点研究探讨的。
我认为，不应追求创建全新的机制，而应在现有体系基础上推动改革、提高效率。例如，可以强化大国间和小多边合作引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共识落实。当前的重点不是不断提出新的雄心目标，而是把已有承诺落到实处。毕竟，我们已经努力多年，形成了规则和框架，在此基础上推进改革，比推倒重来更为可行，也更具现实意义，何况还有新的地缘政治、单边主义、自然受益与土地利用转型等挑战。
中国行动：技术突破、系统转型与全球贡献
澎湃新闻：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的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及执行进展。对于外界认为中国“NDC目标雄心与其实力不匹配”的声音，您有何回应？中国下一步将如何向世界展示其降碳决心与路径的清晰度？
王毅：对中国新的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我愿从几个方面进行回应：
第一，NDC制定首先是基于规则，其机制是《巴黎协定》规定并自下而上设计的，其核心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率先降碳，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在规则框架内认真制定并提交NDC的，履行了应有的责任的大国担当。
第二，各国制定目标应基于自身国情、转型经验和实践创新。中国仍处于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尚未脱钩的阶段，十四五前四年能源和电力增长迅速，未来仍有上升的空间，就大国而言，降碳涉及全经济领域、所有部门及社会进程，是系统性工程和综合的目标，而非单一行业行动。中国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必须构建全新的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这比单纯设定达峰年份及排放数值更为关键。
第三，中国提出的目标是现实可行、经过充分测算的。我们考虑了各部门实际情况，如电力部门的系统转型，包括电力供应侧、电网改革、各类型储能、电动汽车推广、需求侧响应等系统性挑战。中国的目标不是简单追求数字高低，而是确保路径可行、经过努力可实现，并在实现过程中“力争做得更好”。
中国历来重行动、轻口号，我们的承诺是基于国内转型需求和国际责任相结合。下一步，中国将继续通过扎实的国内行动展示决心，包括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化、低碳化，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并在南南合作中分享经验、提供支持，以实际行动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转型路径的信心。
澎湃新闻：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的产业优势为全球瞩目。您认为这些成就对全球绿色转型意味着什么？我们应如何将这些技术优势转化为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和领导力？
王毅：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对全球绿色转型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在于规模与速度——必须快速、大规模地推广清洁能源技术，才能尽快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而中国恰恰通过自身努力大幅降低了绿色技术的成本，使更多发展中国家能够用得上、用得起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这为全球加速低碳转型提供了现实可能。
其次，中国是全球首个尝试依靠非化石能源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大国，这一点具有历史性意义。我们不仅在技术和产品上实现了突破，更重要的是在构建新型能源系统和电力系统方面积累了系统经验与解决方案。这不是单一技术或产品的问题，如前所述，它是涉及可再生能源发电、储能、智能电网、绿氢制作与应用、电动汽车等全链条的系统工程。根据IEA报告，目前全球约50%的碳中和技术尚未成熟，中国正在这一复杂系统中探索路径，为其他国家提供参考。
当然，国际社会对此心态复杂。一方面他们希望中国加快行动，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技术优势带来的竞争与依赖感到焦虑。这是一种矛盾心理。但无论如何，中国通过实实在在的产业进步，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解决了能源可及性问题，帮助他们为跨越传统高碳发展老路提供了可能。
在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气候治理影响力方面，我认为中国应发挥的是“合作引领”作用。我们不去追求所谓的“领导地位”，而是首先做好自己，积累系统解决方案，通过南南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等模式，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绿色转型。例如在非洲、巴基斯坦、印尼等地，中国的技术已帮助当地快速发展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这种合作不仅是输出产品，更是能力建设、经验分享、新商业模式及可持续供应链的共同塑造。
因此，中国的角色不仅是技术提供者，更是新型发展路径的实践者、合作与治理倡议的推动者。我们通过自身实践，从降低强度走向总量控制，由总量约束创造绿色动力，向世界表明：绿色转型不是负担，而是发展的新动能。未来，我们愿继续与各国携手，共同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澎湃新闻：在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同时，中国近年来明确提出要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对此您如何理解？它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毅：我的理解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当领导”，而是基于现有国际规则，在我们的优势领域积极参与和发挥引领作用，尤其是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处于关键时刻和应对乏力的背景下。
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动力有所减弱、甚至可能出现负向转折的关头，有责任发挥积极作用。如果我们不去引领，国际气候行动很可能因缺乏动力而走向消极。
第二，引领的首要前提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要先把国内的绿色转型路径走稳、走实，把技术成本降下来，把体系构建起来，先立后破，用实际行动体现中国的决心和能力。这本身就是一种引领。
第三，在规则框架内，我们积极推动南南合作，并探索南北南合作模式。我们不像发达国家那样负有公约下的资金义务，但我们通过合作项目，例如在东南亚、非洲、南美洲等地推动发展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促进构建自然受益的可持续供应链，用中国的技术、成本优势和生态保护修复经验，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获取可负担的可再生能源、实现绿色低碳的经济增长。
第四，我们强调通过“合作领导力”来推动进展，包括与发达国家也包括美国开展多层面的沟通交流与气候能源合作。只有形成合力，才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尤其是在包括印度、印尼在内的众多后续发展大国能源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分享中国经验，鼓励他们更多利用可再生能源和实现绿色发展，对全球公正转型至关重要。
澎湃新闻：中国仍在增长的煤电装机也是国际社会的主要关切之一。在碳中和目标下，应如何理解新建煤电项目的必要性？这些项目在设计上是否为未来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和能源系统灵活性改造做好了准备？
王毅：在碳中和目标下，我认为对煤电项目的必要性应这样理解：首先，包括煤电在内的化石能源在能源转型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长期以来以煤为主，西方则更多依赖油气，这是现实基础。其次，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能源安全已成为核心考量，随着近年我国电力需求增长强劲，煤电目前在我国仍发挥着“兜底保障和灵活性调节”的作用，但今后将逐步转型，未来新增能源需求应主要由非化石能源替代。
关于新建煤电项目是否已为未来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和能源系统灵活性改造做好准备，目前来看，确实存在一些技术路径的探讨，例如通过掺烧生物质、绿氨，加装CCUS等方式降低排放。但就我个人观点，这些技术路径的成本问题仍然较大，煤电灵活性改造后也存在新的安全隐患，虽然有煤电低碳化改造的三年行动方案，但尚未形成成熟、可大规模推广的前景。
更重要的是，我们目前缺乏对不同转型路径的系统性讨论和公平公正比较的良好学术环境。到底哪条路径最成本有效、最合理，最有利于实现碳中和目标，尚未达成共识。因此，在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煤电在过渡期内的现实作用，并持续探索其未来改造、逐步减少消费与融入清洁能源系统的可能性。
这不是简单的“上或不上”的问题，而是要在保障能源安全、促进改革创新、推动系统转型与实现长期碳中和目标之间，寻求一条现实可行和公平公正的路径。
澎湃新闻：在停止海外煤电投资后，中国将如何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绿色转型？下一步推动清洁能源国际合作的具体路线图和融资保障是什么？如何确保这些项目对东道国是公平、可持续且受欢迎的？
王毅：在推动“一带一路”全面绿色转型方面，我认为中国可以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中国在绿色融资方面目前更多依靠贷款方式，这主要是出于资金回收的考虑，因为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没有义务和能力提供大规模无偿捐赠。但中国绿色技术的成本已大幅降低，能够帮助沿线国家解决能源需求和绿色发展问题，开发其可银行担保的绿色低碳项目。
其次，我们可以探索“南北南合作”模式，构建新型合作平台。例如，在巴西、东南亚等地推动可持续案例和最佳实践分享，不仅限于能源领域，也可涉及自然保护、减少非法毁林和可持续大宗农产品贸易标准制定等。比如巴西提出的“零非法毁林”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就体现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逻辑和话语体系，中国可以支持这类基于国情的绿色发展路径。
在具体路线上，我们应特别注重能力建设，帮助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的规划经验、能源系统构建方法和提供天气气候早期预警的工具。同时，推动建立新的商业模式和标准体系，例如在双边贸易中嵌入可持续发展规则，使合作不仅是资金和项目输出，更是绿色发展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共享，不断促进降低绿色转型的成本和公正转型路径的选择。
关于气候融资保障，除了传统贷款，我们也应探讨如何吸引更多资金参与，并推动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国际融资机制变革，构建不同资金的良性治理体系。例如，促进多边发展银行的改革，支持巴西提出的TFFF（永久的热带雨林基金）等倡议，并鼓励形成更多南南合作专项基金。
为确保项目公平、可持续且受欢迎，关键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国别为基础”，不搞“一刀切”。每个国家资源条件、发展阶段和绿色需求各有不同，应因地制宜设计项目，例如国合署推出的“小而美”项目。此外，必须将降碳与发展相结合，让东道国真正从绿色合作中受益——包括获得能源、创造就业、提升技术能力，而不是增加债务负担或形成依赖。
气候外交变局：中美欧三方博弈与合作空间
澎湃新闻：您今年在美国多次进行的交流访问与观察，您如何评价当前美国国内的气候政治氛围？其政策的高度“不确定性”是否已成为全球气候行动的最大风险之一？
王毅：基于我今年在美国的访问与观察，我对当前美国国内的气候政治氛围有以下几点观察和评论：
首先，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然而，随着特朗普第二次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其负面影响比第一次更为显著。我认为当前美国的气候政治形势正变得越来越严峻，甚至许多与气候相关的词汇在美国政府内部和学术界都受到限制，使用这些词汇可能导致无法获得资金支持或受到打压。
其次，美国政府在气候议题上的态度和行为已发生明显转变：一是政府不再使用气候相关术语；二是大幅削减气候资金和项目；三是通过政治、经济、法律等手段阻碍气候行动，导致即便有人仍在推进相关工作，也选择保持沉默或闭门讨论。这种氛围不仅削弱了美国国内的气候行动意愿，也对其国际角色产生负面影响，美国正从一个合作推动者转变为“撤伙者”，甚至成为全球气候行动的阻力。
此外，美国的态度还带来间接影响，例如通过政治施压阻碍国际谈判、绿色贸易和供应链韧性，如国际海事组织的相关讨论由于受到美方施压等因素而被迫延期。长期来看，缺乏科学健康的讨论氛围将影响其认知水平和创新能力，未来即使美国重返气候议程，其涉及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发展的国家定位、认知能力、科技实力和解决方案等方面的差距将会不断扩大。
因此我认为美国政策的高度不确定性及其国内气候政治的负面转向，已成为全球气候行动的重要风险之一，不仅影响其自身行动，也对国际合作构成阻力。
澎湃新闻：面对美国联邦层面的政策波动，世界是否会转向与美国州政府、企业或科研机构建立更紧密的“次国家级”合作，以维持气候合作的连续性？
王毅：我认为维持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仍然十分必要。尽管目前官方层面的合作几乎停滞，但我们仍应努力保持沟通和接触渠道，了解彼此的动向，是当前形势下务实而必要的选择。如果连基本的接触都没有，情况只会更加复杂严峻。
在“次国家”层面，例如地方政府、企业以及科研机构之间，我们仍应积极推动合作。尽管难度很大，但这是一种可行的路径。还应该继续支持美国的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依法在中国开展有利于我国国家利益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方向的活动，为其开展工作提供便利。此外，在交往的表达方式上可能需要调整措辞，例如使用应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等更中性的话语，而不是直接提及“气候变化”，以适应当前的政治语境。核心是以问题为导向，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灵活应对，尽可能保持气候行动的国际连续性。
澎湃新闻：您今年也曾对欧洲多国进行访问，是否感受到欧方在“绿色转型”与“产业竞争”之间的深刻分歧？这种分歧对中欧气候合作构成了怎样的具体挑战？
王毅：在我今年访问欧洲期间，观察到欧方在绿色转型与产业竞争之间确实存在明显的分歧，而且进展乏力和存在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总体方向上看，欧洲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方向和目标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欧盟和其他欧洲国家已通过立法形式确立气候目标，政策具备一定连续性。
第二，欧洲当前面临多重压力，特别是俄乌冲突和安全议题主流化导致资金紧张，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经济负担加重，原本可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资金被转向安全领域，同时其内部经济状况普遍不佳，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其推进气候能源转型的进程和力度。
第三，在中欧合作层面，欧洲内部意见分化明显，存在不少反对声音。即便是在中欧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这样的重要节点，双方达成的协议也相对薄弱，内部阻力较大。欧洲一方面希望中国加快气候行动步伐，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绿色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依赖风险、竞争和就业压力感到焦虑，担心影响其产业安全和未来竞争力。这种矛盾心态使得气候议题日益与政治、经济问题交织，增加了推动实质性合作的难度。
尽管如此，欧洲在合作方面的条件仍比美国要好一些，但整体来看，欧方在当前形势下显得力不从心，资金不足、内部分歧和内外部政治压力是制约其发挥更大作用的关键因素。
气候破壁：从知识到决策的挑战
澎湃新闻：作为长期从事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转型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和智库学者，您如何搭建从最新气候科学到高层政策决策之间的桥梁？在您看来，科学与政治互动中最主要的障碍是什么？
王毅：我在推动气候科学及政策研究成果转化成决策支撑信息的过程中，深感这项工作具有高度综合性、跨学科性，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我认为，要搭建从科学到决策的桥梁，关键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必须认识到我们面对的不仅是纯粹的科学问题，更是一个涉及技术路径选择、经济转型、系统构建及广泛社会经济影响的复杂系统工程。目前国内不同领域的专家往往从自身角度出发提出建议，观点不一，甚至有些著名专家学者对气候变化本身也存在不同看法。
因此，我们自身必须首先基于科学、基于证据，提供更加扎实、综合且系统的方案，力求中立客观。同时，面向长期研究，作出趋势性判断和情景分析，识别阶段性挑战和提出短期的包容性的应对方案。政策建议必须基于扎实的研究、科学的咨询讨论和决策影响评估，无论是针对具体技术问题还是整体解决方案，都要清晰可靠。
其次，当前缺乏一个充分、自由、开放、深入讨论的学术环境。无论是在各类研讨会还是内部讨论中，常常是各自发言后便结束，缺乏真正的观点交锋和深入辩论。例如，关于各类能源技术和转型路径的比较等问题，就缺少充分的公开探讨。
同时，政府部门之间也存在不同的立场和侧重点，这就需要在研究中提供更加兼具包容性和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同时也需要发挥更高层面协调机制的作用。这同样也适用于跨部门议题，如绿色贸易和供应链、全国一盘棋，以及统筹国际国内应对气候变化事务。在现有环境下，一种可行的研究方式是采取“自下而上”的策略，通过打造成功的试点案例和最佳实践，用事实来展示可行的路径和模式。
再者，我们需要重新拾起改革开放时期“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经验，建立动态管理和真正的纠错机制。在推动构建像新型电力系统这样前所未有的宏大工程时，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掌握所有规律。很多地方绿色项目上马前并未经过充分的专家论证，一些领域出现“内卷”也与地方政府未能准确研判市场有关。因此，我们必须鼓励在实践探索中学习，保持开放心态，促进跨领域协同，这样才能让转型道路走得更稳健、更可持续。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未来十年全球气候治理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找到“降碳”与“发展”之间的平衡点吗？中国在这方面的探索能为世界提供什么经验？
王毅：在未来十年，全球气候治理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科学统筹气候、安全和发展的关系。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必须基于各国国情，找到切实可行的共赢的转型路径，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创新已经为解决这些挑战提供了可能。同时，我们也应该善于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地方创新实践结合起来，构建起实现碳中和的制度轨道、治理体系及新格局。
中国的经验表明，降碳必须与发展阶段相适应。我们走过的路提供了参考，特别是要使得碳总量控制成为引领创新、倒逼改革、促进转型的工具，并成为绿色低碳转型的源泉，不断产生绿色新动能。
归根结底，降碳不是终点，而是推动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转型发展的系统性抓手。只有当各国真正从绿色发展中受益，全球气候行动才能持续向前。
澎湃新闻：展望未来，您认为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最核心的角色是什么？是雄心的倡导者、关键技术的提供者，还是新规则的共同塑造者？
王毅：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的是多元复合角色。我们既是《巴黎协定》等国际规则的遵循者，也是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责任承担者，更是绿色低碳技术和产品的引领者。通过绿色技术输出、能力建设和经验分享，我们在推动务实合作中发挥绿色领导力。
同时，我们致力于与南方国家共同构建更加公平包容的治理框架，推动建立可持续的贸易投资模式。中国正以规则践行者、技术提供者、平台搭建者和新规则共同塑造者的综合身份，为不确定的世界提供确定性和真实故事，推动形成更广泛的绿色共识，建立更加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秩序。
澎湃新闻：对于COP30，您有何期待？
王毅：对于即将到来的COP30，我的期待其实比较务实。首先，我认为能够维持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势头、坚持多边主义，确保会议顺利召开，本身就算是一种成功。基于现有国际规则，推动已有共识落实是关键，尤其在资金和NDC落实等核心议题上取得共识。
其次，期待在适应气候变化、森林保护、及自然与气候协同等易达成共识的领域形成新成果，同时反对单边措施，倡议建立绿色投资贸易体系及可持续、韧性的供应链，探讨和实现公正转型。通过加强南南合作，积极回应发展中国家的合理关切。作为主席国，巴西可能会推出创新安排，中国也应该支持TFFF等主席国提出的基于公约和《巴黎协定》的新倡议。总体而言，推动既有议程落实、在部分领域达成新共识，维持多边进程与绿色发展合作势头，应该是COP30可期的重要成果。